对谈程乐松：这个时代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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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最让我觉得豁然开朗的一次谈话，是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留白》作者程乐松的对谈。

你大概已经在网上刷到过他的毕业致辞。今年 6 月，在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没有大谈成功、理想或前途，而是聊困惑，“人们大部分的困惑都来自错误的提问方式”；聊变化，“我们在意义膨胀的时代不得不面对价值的空洞”；聊生活，“生活本来就需要容纳适度的混乱和未经筹划的意外”。他提醒那些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人，“不能因为精致的景观而否定身边的真实。”

看上去，程乐松是那种对一切问题都会有答案的人。于是我们带着一堆有关焦虑、选择和意义的问题找到了他，想从他这里，找到一些安放自己的方法，或者说，一份过好生活的指南。

但很可惜，根本不存在这份指南。程乐松说，人们特别希望手机上有一个 APP ，叫“好生活导航”，但就算一个人想清楚了所有问题，情绪来的时候仍然是排山倒海的。或许哲学能够提供的帮助，不是告诉一个人接下来该怎么办，而是更清楚地理解，自己究竟在面对什么。

为什么我们看过那么多种生活，却越来越不会过自己的日子？他聊到如今的社交媒体上有三种意义上的过度：情绪表达过度，观察过度，反思过度。我们忙着观察、分析、评价生活，却忘了真正投入生活。

当生活乱成一团，最重要的是把问题想明白吗？程乐松认为，行动比归因更重要。先让身体动起来，比反复分析自己为什么不快乐更有用。

他说，“绝大部分根本性的提问，以及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都不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

那日常生活的常态是什么呢？阅读，跑步，钓鱼，打球，或者任何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习惯，程乐松说：

“其实最怕的，不是这个世界散碎一地，而是你自己散碎一地。这个世界一直是散装的，但是你不能跟这个世界一样散装。”

以下是他的讲述。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对一个人进行最高的评价，就是“会活着”。

这种“会活着”不是一种标准化的生活样貌，而是一种心态。什么东西放得下？什么东西应该在乎？我要把什么东西往心里装？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比如，“会玩”算不算“会活着”？应该这么说，“会玩”是属于那些想玩的人“会活着”的一种方法。而如果一个人想读书，那么会读书、有时间读书，就是这种人“会活着”的方法。所以每个人都可以“会活着”，但没有一个标准的“会活着指南”。

我们特别希望手机上有一个 APP ，叫“好生活导航”。我把自己的基本情况输进去，人家给我设定好生活，然后开始导航，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后天干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们希望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交托给一种可以筹划、可以计算的方法。但在我看来，这是由于对计算性的盲目相信，而造成的精神性怠惰。你不应该为自己负责吗？你找一个导航，是要去哪里？你说，“我要通向我的美好生活”。但什么是“美好生活”？这不是你自己的体感吗？

一旦我们问“我是谁”的时候，所有答案都来自外部世界给予的标签和评价，那么你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正在丧失精神生活的主体性。什么是真正的“我是谁”？就是不需要外部任何评价，我都知道我是谁。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没有人能够完全做到，我们总是需要一些外部评价来填补对自己的认识。但是外部评价和自我笃定的理解，这两者之间的比例很重要。如果你把对自己的理解全部压缩到外部标签上，那么这些标签一旦被拿掉，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把这个话说得再简单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个不需要社会标签加持，也能够让你自得其乐的个人生活空间？如果有，那么理论上来说，你还是有活人感的；如果没有，那就很成问题。

而且个人生活空间里应该包括家庭生活。一种过度个体化的精神生活，可能也是一种负担。比如你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自己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很有秩序感？我是不是能够摆脱社会标签？我是不是又被社会绑架了？然后不断地反思自己，这肯定是过度的。绝大部分根本性的提问，以及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都不应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

我认为社交媒体上有三种意义上的过度。

第一种是情绪表达的过度。比如我面对面跟你表达情绪的时候，不需要太极端的话语。我可以通过眼神、身体姿态，或者和平时不一样的某种行为，让你理解我的情绪。但是当屏幕成为中介的时候，我只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我必须使用更加激烈的表达方式。这不是社交媒体背后的人的问题，而是社交媒体本身就是一种中介，它改变了我们表达的方式。

第二种是观察过度。人们对自己的观察少了，反而天天观察别人，搞得好像对全世界都了解得很清楚一样。我把它称为，我们每天都在对他人进行“尽职调查”。

第三种是反思过度。为什么你会不停地观察别人？因为你实际上是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寻找自己和他人的差异。发现差异以后，你就会反思，为什么我不是这样？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反思过度。

所以，情绪表达过度，会让你感受到特别极化的立场；观察过度，会让你忘记自己的生活；反思过度，可能给你增加精神负担。这三种过度在互联网时代都在不断地强化。

在互联网的评论区里，有两种很典型的过度。第一种是标签化，希望通过某种类型直接把一个人定义清楚。第二种是将观点进行道德性或者人格性的延伸。比如我们原本是在进行观点交换，你完全可以说我笨，或者我的思考很片面，但你不能因为我表达了某种观点，就断定我是一个坏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观点是否成立，而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

究竟怎样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过度了？每一种事情都不同。比如，如果你每隔十几二十分钟，就会不自觉地产生拿起手机的冲动，这是过度；但如果你为了摆脱手机的影响，要求自己一整天都不看手机，这好像也有点过度。所以，过度本身应该通过个体化的方式来定义，它和每个人的实际感受有关。如果总是用这种极化的方式处理问题，我们就会一直处在一种极化的状态里。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儒家始终强调“取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始终在动态地调整对于“度”的认识，并且能够在行动中，不断形成思想中的“度”和行动中的“度”之间的闭环。我知道思想中的“度”在哪里，然后去行动，发现不太对，再回来调整自己的认识，这是一种动态平衡。我们不能追求物理、数学意义上的精确，也不能把精神生活理解成一套刚性的规则。

你看，儒家经常讲“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这些其实都是行动的原则，而不是刚性的规则。它们想描述的，是一种活泼的、在精神生活中始终保持自觉和警惕的状态。这个状态背后当然有方法，但这个方法不是为了计算，也不是为了追求精确。再比如儒家讲“孔颜乐处”，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到底什么叫“乐”？这个时候，概念分析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活给你看，你自己去观察。

你会发现，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情境化的描写。它不是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必须达到百分之多少的饱满，才能算作一种好的状态。中国思想，包括古典的西方思想，对于精神生活的认识，都包含着对弹性、个体性，以及精神生活自身的具体性关照。

过去 40 年的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变化最快、进步最快的一段时期。如果我们认为这种长时间的迅速发展是一种常态，可能会造成两个后果。第一个是，我们误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节奏。另一个是，我们放任自己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变迁之间的脱节。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生活没赶上，时代在前面跑，灵魂在后面追。

我并不是希望社会发展慢下来。但从一个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社会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放缓，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终于有机会静下来，看一看自己经历过的时代，以及我们在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还有没有什么功课需要补。

对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对于社会和自我的理解，是在社会规模和机会急速膨胀的时期形成的，但等到他们真正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面对的却是一个社会规模和机会都在收缩的状态。换而言之，他们是按照一个“膨胀版”的社会来理解和规划自己人生的，但现在遇到的是一个“收缩版”的现实。这中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而再往后一两个世代的人，一开始就生活在相对收缩的状态里，反而不会有那么高的预期。所以这一代年轻人面对的，是一种巨大的预期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这种落差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在这个时代中，你可以看到三种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一种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在此之前，技术进步往往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转换，以及新的劳动形态和职业机会的出现。比如过去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房地产和城市化，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获得发展带来的红利，哪怕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也能够获得新的工作机会。但是 AI 的出现，带来的却是一种劳动替代。它所创造的收益，更多集中在非常尖端的获利群体中，而不是像过去某些技术进步一样，让不同阶层都能通过新的工作机会参与其中。

第二种变化，是我们迎来了第一批从出生以来，就没有经历过严重物质性匮乏的年轻人。所以他们在谈论生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这个社会又在以一种建制性的方式扭曲我们对于“有尊严生活”的理解。

我们现在对于“有尊严”的理解，变成了必须让别人感到羡慕、震惊和可欣赏，这就很麻烦。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他的标签。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优先展示那些社会标签？因为这些标签是可供观看、可供玩味、可以被景观化的。我们现在将有尊严的生活，理解成了一种在他人眼中可以被观察的景观，一种在个人生活中实现跃升的奇迹。

尊严和体面应该区分开。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很多儒生可能真的没有多少钱，只有一身旧长衫，但他仍然会把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出门的时候把自己收拾成一个体面的读书人。你当然可以说，这样做有点矫情。但在我看来，这背后是一种内心的充盈，是一个人形成了对自己的有效自觉以后，对自己展现出来的样子仍有一个起码的要求。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体面。

第三种变化，是这一代年轻人对于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形成了一种基于风险和成本收益的计算模式。比如现在一些年轻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 trade-off ，也就是风险和利益。我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做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什么？而且，他们需要的收益往往不是长期的，而是当下的、即时的反馈。如果没有即时反馈，可能就不愿意继续投入了。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上的变化。因为这一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从小就面对各种竞争，所以他们非常习惯于以理性的方式思考和筹划。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一个感性的、情绪化的、对于自己生命不那么精确的筹划，都是一种浪费。于是，感性的自己就这样一点点被消磨掉了。而且我们还可能将这种思维方式代际传递下去。比如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不断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告诉他应该怎样做。我们以为这样能够促进孩子学习，但实际上只是在给他制造焦虑，以及对于某些事情的标签化认识。

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些理解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这和此前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由于社会发展非常快，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总体上是向上的。于是，我们习惯于将自己的个体价值，锚定在社会结构给予的正面评价上。我喜欢这个标签，喜欢那个标签，希望通过这些标签完成对自己的理解。

但将自我理解完全托付给社会评价，是不可持续的。因为社会竞争本身的逻辑就决定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标签性的自我满足。而且，持续获得社会的正面回馈，本来就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它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相比之下，一个人从内心获得的笃定，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应该尽量减少对人的标签化。一个社会对于人的普遍尊重，应该来自尽量剥离社会性的标签，让人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自我理解中，始终能够回归自己的生命本身。因为在生活的意义上，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拥有不同的社会标签，就获得本质上不同的生活体验。

如果我们靠社会标签来完成自我认知和自我标定，就有点像靠奖金过日子，你把 bonus （奖金）当成了 salary （薪资）。日常生活应该依靠薪资，而社会标签就是奖金，是一种附加的回报，你不能把这种附加的回报当作最核心的东西。比如我自己是一个哲学工作者，我在教哲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根本。至于我是不是一个正式教授，是不是一个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学者，这些都是副作用。你不能把副作用当成最根本的东西。所以问题是，你的根究竟在哪里？

在过去那种快速发展的社会状态里，我们很多时候根本无暇安放自己。因为一旦停下来，在精神生活的意义上反思自己、安顿自己，你就会觉得，好像错过了一股不断向前的洪流。这特别像我们小时候放学，听到下课铃响，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往校门口冲。你很难停下来想，我先坐一会儿，等其他人都走了再慢慢出去。下飞机的时候也是这样，再挤，我们也希望自己是第一波下去的。

这背后有一种确定性。十年前，虽然生活里也有很多不确定的事情，但这些不确定性似乎都有一个确定的、向上的方向。而今天，我们同样面对着不确定性，但这个方向似乎变得相对负面了。

所以，我当然希望这个时代能够一直高速发展，让每个人都能够激越昂扬地展开自己的人生，和社会一起进步。但如果我们回到一种更普通的生活状态里，重新思考过去那种激越昂扬，究竟让我们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牺牲的可能是原本应该拥有的、成本并不高的个人生活，以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的自足性。

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迷茫，并不是无法理解自己的处境，而是这种体感不能用一种特别有秩序的方式被表达和刻画出来。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心理病理学”，当然，“病理学”只是一个隐喻。什么意思呢？就是解释社会变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社会变化的节奏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阶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正处于什么位置上，这些变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当我把这些典型的症状描述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会突然发现，诶，说的是我。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就会意识到，原来我的这些感受是这么来的。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碰到某种负面反馈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归咎于自己，而且这种挫败感会不断叠加。十年前，我们看到一个成功的人，内心的反应往往是 “Why not me？” 为什么不能是我？我必须也行啊！但是现在，当我们遭遇挫折的时候，可能会问 “ Why me？” 为什么偏偏是我？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在两个方向上被隔绝了。 第一个方向，是我们缺乏对时代的洞察，因此也缺乏对那些与自己处于相似境遇中的人的共情能力。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在承受这个时代的转型，也不是一个人在遭遇这样的迷茫。另一个方向，是那些需要你承担责任的人，也可能和你一样，无法理解这个时代。他们会问你，“Why you？” 为什么偏偏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处在了一个被挤压的位置上。

错误地理解自己遭遇的挫折，可能带来很大的代价。一个人把自己的成功经验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承担别人按照这些经验行动的后果。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挫折作出了错误的归因，那么最终承担后果的人，就是你自己。

我们经常讲一个词，叫“生活哲学”。实际上，当我们讲生活哲学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将哲学工具化了。你希望它可以是一整套工具箱，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基础的原则、方法和规范，然后按照这些原则和方法，展开一种有秩序的生活。但在我看来，这种工具化的倾向，恰恰是最反哲学的。哲学是一种持续反思的态度，我们面对不同的生活处境，可能需要同一套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到同一个结论。因为生活说到底是个体化的，你的生活永远不可能是我的生活。比如你是孩子的爸爸，我也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我们不可能用一本标准化的爸爸手册，去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说哲学真的教会了我什么东西，我觉得是它武装了我的头脑。我有一个朋友经常说，“我发现你不管讨论什么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套路。”我说，“对，这就是哲学教给我的套路。”什么套路？就是追求语义的清晰性。

比如说，你被裁员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给自己两个定位，一个是“我是个倒霉蛋”，另一个是“我是个 loser ”。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你已经在作出一种断言。那么我们就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什么叫 loser ？在什么意义上，你是一个 loser ？你失去了什么，才意味着你是一个 loser ？还有，什么叫倒霉？你当下发生的这件事情，在什么意义上对未来具有决定性？当你仔细分析这些判断的时候，就会发现，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复杂。还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我不吃压力”。但其实你吃不吃压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通过对压力本身的构成进行清晰的分析，来决定自己究竟应不应该承受这种压力。

哲学能让我们从两种不同的跨度去观察生活。第一种跨度，是从表浅的日常生活进入到根本的人性；另一种跨度，是从短时段的个人境遇，进入到长时段的、多代际的历史变迁。这两种跨度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对照关系。我们当然生活在一个非常具体的时代里，但是当你把它放进一个更大的历史视角，就会发现，曹操、刘备、孙权都是一时的枭雄，但他们的故事，也不过是滚滚长江见证过的一段历史。同样，回到人性的深处，人所拥有的欲望，对于自己的不解，对于人生意义的追问，可能在过去几千年间都没有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所以，如果哲学真的有某种可以标准化的技巧，我觉得那就是阅读。我们通过阅读，主要看三个东西：第一，过去的人究竟提出过哪些问题；第二，他们是怎样思考这些问题的；第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考有什么不同。当你对这三件事情有了清楚的认识以后，可能就会发现，我们当下所面对的绝大部分生活，不过是人性在这个时代，以一种押韵的方式重新出现了一次。有些时候，真正让人释然的，并不是简单地告诉自己“放过自己”，而是你突然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同一件事情。

但我觉得，人们对于哲学还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认为学哲学的人应该特别通透、从容、自如，好像他拥有一种能够穿透迷茫的能力。我们甚至会认为，一个哲学家既然能够分析清楚生活中的问题，就应该始终处变不惊，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但不是这样的。人的真正可爱之处就在于，你可能已经想清楚了所有问题，但是情绪来的时候，仍然是排山倒海的。

在我看来，一个能够用哲学的方式分析生活的人，可能只有一个优势，就是情绪来了，他不太容易一直沉溺于其中。想一想，想通了，就过去了。如果放在很长的时间里，不断累积，这就会变成一个极大的优势。

当一个人陷入“无头绪”的状态时，有两个东西最重要，第一个是归因，第二个是行动。而且我认为，行动比归因更重要。

比如我现在很沮丧，原本还有跑步或者健身的习惯，现在也觉得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觉得自己没有前途。这个时候，我可以先不管自己为什么沮丧，把跑步捡回来，把一日三餐捡回来。然后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生活本身并没有崩塌得那么一塌糊涂。有时候一种负面的情绪还会带来更多负面情绪，让你越来越难受。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先不让生活继续乱下去。

其实最怕的，不是这个世界散碎一地，而是你自己散碎一地。这个世界一直是散装的，但是你不能跟这个世界一样散装。过去十年，社会的发展给很多人提供了稳定的职业环境和向上通道，人们很容易从中获得明确的生活秩序。但当这些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问题就出现了。比如你通过校招进入一家大厂，工作了七八年，突然有一天，主管告诉你，你可能要离开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过去这些年，你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认识，始终是在这个体系里面完成的。一旦被摘出这个体系，除了那些标签，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了。

所以日常生活中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习惯，其实很重要。阅读、跑步、钓鱼、打球，这些事情听起来好像都在浪费时间，但你要知道，生活本身的失序，往往就是从习惯的丧失开始的。改变精神萎靡的状态，不一定需要在思想和观念上完成一次彻头彻尾的脱胎换骨，可能很多小习惯就能帮到你。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比如出汗，就是一种很有效的缓解精神性疲劳的方法。如果你只是悬空地思考，想得很多、做得很少，始终无法真正落实到生活里，那么你永远都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中。

现在大家有一种“重新爱上生活”的趋势。至少在我的观察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在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目标感太强了，所以关照自己的欲望并不强烈。第二个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一种高度标准化的筛选过程，所以我们对于自由探索的、没有功利目的的、游荡的精神状态，总是特别警惕。比如“无所事事”，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就是一个特别负面的词。一个人没事干，好像就是一种怠惰，一种堕落。

如果我们今天要谈重新爱上生活，我觉得不如换一种说法，就是严肃地投入生活。

其实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好玩的小细节。我们能不能不要害怕给自己的生活加一点戏？加点戏也没什么不好，我们的生活太缺乏情绪感了。相反，我们在追求其他东西的时候，却经常没有边界感。总是用一种 “Why not” 的方式要求自己，为什么不能再多做一点？为什么不能再往前走一点？如果你始终以牺牲个人生活为代价，不断给自己做加法，那么最后，你的生活就会完全消失。而生活一旦消失，再想重新建立起来，就变得极其困难。

但我这样讲的时候，又特别怕听起来像鸡汤。因为当我们真正开始改变生活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太希望自己能够立即看到结果。比如一个人开始减肥，一天要在体重秤上站八回，看看自己究竟瘦了没有。现在社交媒体上还有很多减肥视频，前面是一个胖子，后面突然就变成了六块腹肌，中间的脂肪一秒钟就消失了。这其实是一种很坏的心理暗示，因为我们看到的永远是前后两个景观的叠加，中间漫长的过程被忽略掉了。如果一个人始终以一种急躁的、需要即时反馈的心态展开行动，那么每一次行动，都可能给自己带来挫败感。

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但行动本身不应该是一件需要即时反馈的事情。比如我最开始跑步的时候，也是从 300 米到 500 米，再从 500 米到 800 米，慢慢跑起来的。现在如果你让我跑到 5 公里就停下来，我还觉得没有跑够，这个过程用了大概三四年。其实我并不刻意追求什么。为什么我不愿意加入跑团？因为一旦加入，你就会不自觉地开始比较。你看人家是什么配速，动不动就跑一个半马，在奥森跑 20 公里，而你只跑了 300 米就气喘吁吁，整个人会特别挫败。所以不要给自己营造一个必然获得挫败感的环境。

生活给予你的重要回报，往往需要巨大的时间跨度。人最难忍受的，其实不是短时间的苦难，而是长时间稳定的行动，以及这种稳定行动所带来的倦怠感。短时间的冲刺，我们都能够忍受，但是长时间稳定地做一件事情，反而是很难的。如果说我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心灵上的慰藉，那可能就是提供一种常识之外的、观察生活的视角，比如生活会以副作用的方式，回馈给你最重要的东西，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有耐心一点？

最后，我们还需要理解自身的有限性。在出发的时候，不要先设想出一个完美的自己，再按照这个完美的自己制定行动计划。比如我经常跟自己的博士生说，你不要想着一天读十个小时书，这件事情本身就不符合人性。以现在的社交网络环境，一天能够认真读三个小时书，已经非常勤奋了。在终点的时候，也不能始终用一个无限完美的自己来评价已经完成的事情。一件事情做完了，我当然会有遗憾，但是“人生小满胜万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与自己和解。当然，这不是说，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有限的，所以就不用进取了。你不能把有限性当成一个抓在手里的工具，它是走在你脚下的土壤。

所有关于生活的理解和分析，都不是为了掌控，我们也不可能实现完全的掌控。我们现在有一种不太恰当的方式，就是总以掌控为目标去理解生活。但理解生活最重要的目标，是能够知道什么不可掌控，而不是试图掌控所有的东西。

晚祷时刻

重新爱上生活之前

先严肃地投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