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谁敢搞特权，就让他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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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80年7月，王建安在北京去世，七十二岁。

追悼会没有开。花圈没有送。向遗体告别没有组织。他生前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一个也没有接到通知。

消息是过了一个月才慢慢传开的。有人知道了消息，第一反应是不信，接着互相打听：建安同志什么时候走的？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问来问去，回答都是：不知道。还有人埋怨他的夫人牛玉清，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通报一声。

牛玉清没有解释太多。这是王建安自己定的。他病重那段时间，一遍一遍交代过：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不进八宝山，骨灰撒回老家的地里。

一个打了一辈子硬仗的人，把自己身后这件事安排得尽可能轻。他不要人送，不要人哭，不要人白跑一趟。后来《解放军报》专门为这件事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叫《赞丧事新风》。

要弄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是怎么对待“特权”的。

02

王建安是湖北黄安人，就是今天的红安。家里穷，小时候给人家放牛，是个放牛娃。

1927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一年，黄安爆发农民暴动，他参加了。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他个子不高，一身力气，认得字不多。

他在红四方面军里一步一步往上走。红四方面军是红军三大主力里最苦的一支：从鄂豫皖苏区出发，一路往西、往北，翻雪山，过草地，一直走到陕北。这一路走过来的人，身上大都带着几样东西：几处伤，几个死在路上的熟人，还有几个能把命托付出去的兄弟。

王建安在这一路上做到了团政委。这个位置是拿仗换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是这样的人：从田里出来，从士兵里出来，能吃苦，也能咬牙。

黄安那个县后来出了两百多位将军，是全军有名的地方。王建安是这些人里的一个。他身上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一路上定下来的。

03

过草地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草地是长征路上最难走的一段。那不是路，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沼泽，脚要先试着踩，试错了人往下陷。部队走得很慢，粮食早就吃完，能吃的都吃掉了，剩下的是草根和煮过的皮带。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草地的时候，天冷，雨大，脚下是没到小腿的泥沼，一步一陷。行军途中，王建安看见前面有几个战士正扶着一个伤员艰难地挪动。他赶过去一看，认出来了：是陈锡联。

陈锡联走不了路，人已经撑不住了。王建安让人牵来一头驮东西的骡子，把陈锡联抬上骡背。可陈锡联坐不住，一颠就往一边倒。王建安找来一根绳子，把他捆在骡背上，不让掉下来。

就这样，一步一步，骡子走一段，人扶一段，陈锡联被带出了草地。后来他常跟人说起这件事，说这条命是王建安捡回来的。

两个人从此成了生死之交，这份交情一直持续到王建安去世。

04

抗战开始以后，王建安在山东打仗。

他先后任山东纵队第一旅旅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山东那一片是敌、伪、顽三方搅在一起的局面，部队天天在夹缝里过日子，一仗接着一仗，队伍是从小到大一块一块做起来的。他和许世友就在这一带并肩打了很多年。

1948年，济南战役。这一仗的分量，当时的中央看得很重：济南是国民党军在山东一处重兵设防的大据点，城墙又高又厚，守军十万出头，城外的援兵也已经在路上。攻城这一摊，交给了山东兵团。许世友是司令员，王建安是副司令员。

打了八天。内城被炮火轰开，守军全线崩溃，济南解放。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化装突围，跑到寿光被认出来，当了俘虏。济南解放以后，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军再没有能站住脚的地方。

打下济南以后，王建安没留下多少话说。他这个人，一辈子的力气多半用在两件事上：把仗打好，把规矩守住。

05

对“特权”这件事，他的态度很早就定型了。

先说他自己。他一辈子穿布衣布鞋。1977年调到北京以后，他一直住在老式的单元房里，卧室里没有地毯，没有沙发，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那张床是几根条木拼起来的硬板床，下面用两条长凳子支着。

再说他对别人的要求。他下部队检查工作，向来不打招呼，直接往连队走。看见报上来的成绩表样样是优，他会把成绩表放到一边，去看训练场、看伙房、看战士的被褥。有人在他面前把话说得漂亮，他当场就把话顶回去。

他后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还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那几年送上来的材料，他都要亲自看。有人托关系来找他说情，想让他把某件事压一压，他一概不见。

有人劝他，说话做事留点余地，别把人都得罪完了。他的回答是那一套老话：有问题就要说出来，不说，问题还在那里。

06

这么一个人，到头来把自己也管进了那份“不许搞特殊”的名单里。

他病重的时候，有一天在病房里跟夫人牛玉清和工作人员一起看电视。屏幕上放的是一位外国政府首脑的葬礼，场面很大。他看完，说了一段话：现在有的追悼会越开越大，花圈越送越多，在人力物力上造成很大浪费。我死了以后，就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把骨灰撒到老家的土地上肥田。

这段话他不是说了一次。后来病更重了，他又反复交代过好几回。

他去世的当天，牛玉清就向组织上反映了他生前的这个嘱咐。几个孩子从外地赶回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定下五个“不”：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向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一个多月以后，《解放军报》以《赞丧事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说王建安同志和他的家属对办理丧事树立了一个新风，值得学习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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