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因“杖刑稍轻”把御史也打了一顿——杖政史谈之四十二

作者：蒋丰

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监察御史，因为监督打板子的时候觉得下手稍微轻了一点，结果自己反倒被皇帝下令拉到朝堂上打了一顿板子。

这个倒霉的御史叫蒋挺。事情记载在《旧唐书·张廷珪传》中。原文很短，却极有“杖政”的味道：“时监察御史蒋挺以监决杖刑稍轻，敕朝堂杖之。”意思是，蒋挺当时负责监督执行杖刑，因为他监督之下打得稍微轻了一些，唐玄宗知道以后很不满意，干脆下一道命令：把蒋挺本人拉到朝堂上去打。

这里最值得玩味的，其实就是“稍轻”两个字。蒋挺自己并不是受刑案件里的犯人，而是监察御史，是监督司法执行的官员。他的问题，不是贪污，不是徇私，也不是抗旨，更不是后世演绎出来的什么“当面顶撞皇帝”。他的罪过只是：你负责看着别人挨板子，结果板子打得不够重。于是皇帝就让他自己尝尝板子的滋味。

这几乎构成了一幅极具象征意味的唐代杖政图景：朝廷要求下面把板子打实，监察御史负责监督；监察御史监督不力，皇帝再用板子惩罚监察御史。板子既是惩治百姓和罪犯的刑罚，也是督促官员认真执行刑罚的行政手段。一个完整的权力链条，竟然都围绕着“打得够不够重”运转起来了。换句话说，板子不仅处罚违法者，它还处罚那些“没有把别人打疼”的官员。

当然，这件事情在朝廷里立刻引起了争议。当时的黄门侍郎张廷珪听说以后，马上出来反对。他不是替蒋挺辩解“这几板打得已经够重了”，也不是讨论蒋挺监督行刑究竟有没有失职，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监察御史这样的朝廷官员，到底能不能用打板子的办法处罚？《旧唐书》记载他的奏言：“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杀即杀，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士可杀，不可辱也。”

这句话非常重要。在张廷珪看来，御史犯了死罪，就依法杀；犯了流罪，就依法流放。罪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不能把一个御史按在朝堂上，用棍棒板子打他的身体。

为什么？因为“士可杀，不可辱”。这便一下子把“杖”从单纯的肉体刑罚，推到了政治文化和身份秩序的层面。

对于普通百姓、奴婢、胥吏、士卒来说，身体本来就是国家刑罚可以直接作用的对象。犯法以后脱衣、伏地、受杖，在帝制社会中并不罕见。但是士大夫不同。传统政治文化逐渐形成一种观念：他们首先是具有身份尊严的“士”。国家当然可以依法剥夺他们的官职，甚至剥夺他们的生命，但最好不要像惩罚奴仆和小民那样，直接在他们身体上施加公开的捶楚。

因此，“士可杀，不可辱”在这里并不只是一句漂亮话，它实际上是在给帝国的身体刑罚划一道身份界线。生命可以夺去，屁股却不能随便打。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诞，却恰恰是理解中国古代杖政文化的重要钥匙之一。对于士大夫而言，板子之所以可怕，并不仅仅因为疼，而是因为它会把一个原本具有政治身份、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的人，瞬间降低到一个被按倒接受肉体惩戒的对象。死刑剥夺的是生命，杖刑有时候剥夺的却是体面。

《新唐书·张廷珪传》对于这件事情也有记载，只是文字更加简略：“监察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廷珪执奏，御史有谴，当杀杀之，不可辱也。”而且特别补了一句：“士大夫服其知体。”也就是说，当时的士大夫普遍认为张廷珪说得有道理。

值得注意的是，张廷珪的抗议并没有来得及救下蒋挺。《旧唐书》说得很明白：“时制命已行。”也就是说，皇帝下令打板子的命令已经执行了。张廷珪虽然提出反对，但板子实际上已经落在蒋挺身上。

不过，这场争论留下来了。到了明代，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谈到廷杖制度，直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重要源头，说：“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御史蒋挺决杖朝堂，张廷珪执奏，谓御史可杀不可辱，人服其知体。”但朱国祯自己紧接着又指出，若继续往前追溯，隋文帝时代已经有“殿庭挞人”的现象，所以唐玄宗并不能简单认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朝廷上打官员的人。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严格从制度史上讲，我们当然不能说“廷杖就是唐玄宗发明的”。在唐以前，皇帝在殿廷上杖打臣下、近侍乃至官员的现象已经存在。但是蒋挺这一案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是因为它已经把几个后来廷杖政治中非常典型的因素集中到一起了：皇帝直接下令、朝堂公开执行、受刑者是朝廷官员，而且由此引发了士大夫关于“刑罚”与“羞辱”之间界限的公开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挺挨的这顿板子，确实可以视为中国帝国政治中“廷杖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告诉我们，所谓“杖政”，绝不仅仅是研究一根板子打了多少下。蒋挺这件事情真正值得研究的，是谁有权打谁，谁可以被打，谁不应该被打；同样一顿板子，打在百姓身上是一种司法刑罚，打在御史身上为什么就变成了政治羞辱；而一个官员因为监督别人挨打“不够重”，自己反过来又被皇帝打一顿，又反映出帝国权力对于刑罚执行力度怎样进行层层控制。

板子看起来只是一件最简单不过的刑具，背后却站着一整套身份、等级与权力秩序。唐玄宗为什么要在朝堂上打御史蒋挺的板子？原因其实简单得近乎荒诞：因为这个御史监督别人挨板子的时候，打得“稍轻”了一点。

而张廷珪那句“士可杀，不可辱”，则让这顿本来很普通的板子，在中国杖政史上留下了格外沉重的一声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