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地方也生救渡：海德格尔给现代人的一剂“反内耗”哲学解药

导读

技术越发达，人越焦虑。海德格尔用“座架”揭示现代技术的真相：它不只是工具，而是一种支配世界的天命，把人变成可规划、可利用的“持存资源”。但他没有陷入悲观，反而提出“泰然任之”——既不盲从也不拒斥，在承认技术命运的同时，保有对另一种可能性的警觉。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更清醒的活法。这篇文章，值得每一个被技术裹挟的人细读。

在当代人类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与追问中，海德格尔将现象学引入存在论视域，并以此为范式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知识论的技术观，将技术哲学从认识论附属地位解放出来，重构了技术的本质内涵和存在价值，实现了科学技术本质观的本体论转向。他认为技术并非单纯的人造工具或者外在装置，而是一种支配现代世界的本质天命，一种隐匿的存在解蔽方式。其“座架”理论指出了现代技术对存在的遮蔽、促逼和订造，揭示出技术时代真理异化、存在遗忘的深层危机。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工具理性的社会学批判，这一批判是以存在之真理为根基，实现了从“技术现象批判”到“存在本质反思”的转变。

理解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首先要把握其对技术本质的特殊追问路径。“存在”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他对技术本质的追问与其存在论哲学密切联系。传统存在论对“存在”意义的长期遮蔽，导致现代形而上学主客体分离，现代技术的发展正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自然不断被纳入控制，人也逐渐被现代技术裹挟、支配，成为可被规划与利用的“持存资源”。流俗的技术观建基在工具学和人类学的规定之上，一种将技术界定为合目的的手段，另一种将其界定为“工具”与“人类行为”的统一。海德格尔则采用现象学还原的方式追问技术的工具性——不是否定它，而是追问工具性是如何存在并显现的。为此，他重新激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质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从原初意义上讲，“四因”就是招致某物进入在场状态的方式；一切在场者唯有在显现并持立之后才存在。

“技术”（Techne）在古希腊被认定为技艺和艺术，也是“知道”（Wissen）的一种方式；“知道”的本质在于Aletheia，即存在者之解蔽。因此，海德格尔认为Techne并非制作活动，而是一种存在者之生产，是Aletheuein的解蔽方式。银杯之所以是银杯，不仅因为银质材料和工匠的制作，更在于“杯性”这一形式规定了它作为器皿的用途，而饮酒这一目的又规定了它被带入世界的意义。“技术乃是在解蔽和无蔽状态的发生领域中，在Aletheia即真理的发生领域中成其本质的。”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便是揭去遮蔽，让存在者深入真理而得以显现。这一批判把技术研究由存在者维度推向存在维度：在他的存在论体系中，存在是万物的本源、真理的根基，一切存在者的显现、解蔽及运作都依托于存在本源的敞开状态。现代技术虽然也是解蔽的，但其本真存在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断裂——它不是“带出”意义上的解蔽，而是“促逼”：不再等待自然显现自身，而是直接向自然索取能量、资源和可以储存的效用。

由此，海德格尔完成了由技术工具论向技术存在论的转变：技术的本质不在于其工具性，而在于其解蔽方式；现代技术独特的解蔽方式就是“促逼着的持存化”。这一转向表明，技术问题不是人类可以自由选择或抛弃的权宜之计，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命运——我们已被卷入一种看待世界、支配世界、理解自身的特定方式之中，这种方式先于我们任何具体的技术使用来决定。

海德格尔将人定义为“此在”——一个以在世界之中的方式存在、向来呈现着探索自我之“可能性”的存在者，“在之中”是其生存论上的本质性建构。现代技术座架重塑了此在的在世方式：人沦落为技术体系的订造者，自然成为可供计算、开采、储备的持存物。人类与自然不再是彼此相融、互为显现的共生关系，而是在无休止的技术生产中逐渐遗忘自身的此在本性。

座架的德文“Ge-stell”由“stellen”（放置、摆置）衍生而来，本义指书架的框架或骨架。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集置”即“摆置的集聚”，用它隐喻一种“框架化”的力量：把所有存在者纳入一个可以订造、可以摆置的体系，预先规定它们只能以怎样的面貌被遭遇。座架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一种自发的、匿名化的、历史性的存在运作方式。作为最高危险，座架危及人之生存境域：它使人的认知视野局限于对存在者的单向观照，忽视存在本身，取代了对“存在之意义”的本真追问，致使人丧失自身的根基持存性。现代技术便是座架的蜕变，其本质特征在于“促逼”与“持存”：它提供存在的未隐蔽状态，使事物被“置”于一个为了能马上在场而存在的位置上，失去了本来的真实存在方式。由此，现代技术带有破坏与拯救的双重意义：作为促逼者，它诱使一切存在者陷入订造的疯狂，却在根本上隐匿了解蔽之为居有事件的本真发生，切断了人与真理原初关联的可能性；作为允诺（持存）者，人被纳入一种更为原初的“被使用”状态，其深层指向却是对真理之本质的守护。

面对座架这个巨大的历史性命运，海德格尔既不简单地否定技术，也不陷入悲观绝望。他提出了一个极具张力的命题——危险的地方也生救渡：危险与救渡并非前后相继的阶段，而是同一存在运作的两个方面。救渡之路实质上是对技术本质的一种转向，不是改变技术设备或政策法规，而是指人之此在与技术座架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既不盲目顺从，也不徒劳拒斥，而是以“泰然任之”的态度，在承认技术作为天命的同时，又保有对另一种敞开可能性的警觉。“泰然任之”是积极的、非意志性的对存在之自行显现的等待和倾听。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将真理把握为一种“揭示”，由此在的展开状态中找到了“源始的”（Urspriilkh）真理现象，实现了真理与此在的贯通。后期在《论真理的本质》中，他将真理解释为自由：自由首先是针对敞开域中敞开自身的存在者，使存在者成其自身。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真理先于一切技术活动和主体意志而自在发生，技术从来只是存在解蔽的历史性方式，座架亦是存在自行隐匿、自行显现的天命形态。因此，技术的价值由存在之真理所赋予，唯有此在居于存在本源中、技术活动归于万物自在显现的无蔽秩序，技术才能回归成全存在、守护真理的本源使命。

存在之真理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模式，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对象性把握回归到共属一体之中。海德格尔将审美视为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之一，认为审美是最高、最自由的生存之境。在现代技术快速发展中，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展现，需要用艺术和诗性之思加以引导，以制衡技术理性的无限扩张。与技术的促逼性解蔽不同，艺术是一种带出式的原初解蔽，使事物以自身的存在方式呈现出来；诗的语言不是信息传递的手段，而是存在的家。但海德格尔并不主张用艺术取代技术——他清楚现代技术作为历史性天命不能被取消，诗意栖居的可能性只能存在于技术与座架之间的张力之中。人类本真栖居的出路不在逃离技术、对抗框架，而在守住存在尺度、制衡主体膨胀，依托存在之真理调和人与技术的关系，达成兼具现世生存与精神本真的诗意栖居。

海德格尔以存在论现象学为核心，以座架理论为载体，对现代技术展开全面批判，实现技术研究由工具理性批判向存在真理反思的转变。其思想深刻揭示出：现代技术危机的本质，就是座架统治下存在之真理的遮蔽，是技术异化解蔽方式对人与自然本真存在的扭曲和撕裂。但这种批判并非消极的技术否定，而是带有积极、唤醒的意图：警醒人类跳出工具理性的认知桎梏，重新认识技术同存在、技术同真理、技术同人的本质关系。技术的最终目的不是支配、掠夺，而是解蔽、守护，是使存在真理得以显现、人与自然本真共存。为此，我们应以沉思的力量审视技术强行打开的视域，以“泰然任之”的态度对待现代技术的异化。

作者系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原标题：《技术、座架与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

责任编辑：邵贤曼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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