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侂胄：他给岳飞平反，把秦桧谥号改成“缪丑”，却被《宋史》写进了奸臣传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宰相韩侂胄做了一件整个南宋没人敢做的事。

他上疏宋宁宗，追封岳飞为鄂王。岳飞生前只获谥“武穆”，此后六十余年无人敢再进一步。韩侂胄这一道奏疏，把岳飞的地位推到了南宋武将的顶峰。

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件更狠的事：追夺秦桧的王爵，把秦桧的谥号从“忠献”改为“缪丑”。一个“忠”字改为“缪”，一个“献”字改为“丑”，这是把秦桧钉在南宋耻辱柱上的官方定调。

一个被后世骂作“奸臣”的人，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给岳飞翻案，给秦桧定罪。

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追问：韩侂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他的母亲是宋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他自己又娶了吴皇后的侄女。靠着这层外戚关系，他以“恩荫”入仕，没有走科举正途。

外戚不得干政，是宋朝的祖宗家法。一个外戚做到宰相，本身就是“原罪”。

但韩侂胄能走到权力顶峰，靠的不是亲戚关系。绍熙五年（1194年），宋光宗因精神疾病无法主持孝宗丧礼，朝野人心浮动。赵汝愚、韩侂胄等人密谋，请太皇太后吴氏主持，逼迫光宗禅位给儿子赵扩，也就是宋宁宗。

这就是“绍熙内禅”。

韩侂胄在这场政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身为知阁门事，行走内廷，又和太皇太后亲近，是唯一能在太后和朝臣之间传话的人。没有他，赵汝愚的计划根本无法执行。

宁宗即位后，赵汝愚做了右丞相。论功行赏时，赵汝愚对韩侂胄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以言功？

你一个外戚，有什么资格谈功劳？

韩侂胄只加了个宜州观察使，一个闲职。赵汝愚则大权在握，并开始重用朱熹等道学人士。朱熹入朝后，多次向宁宗上书，影射韩侂胄“主威下移，求治反乱”。

一个被排挤的外戚，和一个掌握朝堂的道学集团，冲突不可避免。

庆元元年（1195年），韩侂胄发动反击。

他指使谏官上奏，说赵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赵汝愚被罢相，贬往永州，死在贬所。朱熹等道学士大夫也先后被逐出朝廷。

这就是“庆元党禁”。

韩侂胄把道学斥为“伪学”，把赵汝愚、朱熹一派五十九人列入“伪学逆党籍”，禁止他们做官和参加科举。六经、《论语》《孟子》等书一度成为禁书。

这是韩侂胄一生中得罪人最多的一件事。他打压的不是一两个政敌，而是一个即将在数百年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学术集团。

但“党禁”的背后，也是权力逻辑。赵汝愚用道学人士占据朝堂，韩侂胄就用反道学的手段清除赵汝愚的势力。这本质上是一场权力斗争，只是被包装成了“道学”与“反道学”的对立。

党禁持续了六年，到嘉泰二年（1202年）才解禁。韩侂胄解禁的原因很简单：他要北伐了，需要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包括曾经被他打压的主战派士人。

韩侂胄为什么要北伐？

《宋史》的记载是：“立盖世功名以自固。”意思是，他想通过北伐建立不世之功，来巩固自己的权位。

这个说法未必全错，但只说了一半。

当时金国的处境确实不好。金章宗在位期间，金国北方受到鞑靼等部的持续侵扰，“无岁不兴师讨伐，兵连祸结，士卒涂炭，府库空匮，国势日弱”。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见宁宗，直言“金国必乱必亡”，请求“早做安排，待机而动”。出使金国的邓友龙回来报告说，金国“困弱”不堪，“王师若来，势如拉朽”。

这是南宋立国以来最好的北伐时机，至少表面上是。

韩侂胄做了他所能做的政治准备。追封岳飞，是为了激励士气。改秦桧谥号，是为了正名——主和是错的，主战才是对的。起用辛弃疾、陆游等主战派，也是在为北伐造势。

辛弃疾被起用时已经六十五岁。他写词说：“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一个老词人，用最直白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伐的支持。

开禧二年（1206年）四月，宋宁宗下诏北伐。三路大军，分别从两淮、京西、川陕出击。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结局：输了。

北伐失败的原因很复杂。

最直接的原因是军事准备严重不足。韩侂胄做足了政治上的造势，但在军事上，南宋“将帅乏人”。参与北伐的将领中，只有毕再遇一人堪称良将，其余大多碌碌之辈。东路军郭倪部、中路皇甫斌部、西路王大节部，几乎同时溃败。只有毕再遇在淮东连战皆捷，但一个人的胜利改变不了全局。

更致命的是叛徒。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在前线勾结金人，割让关外四郡，接受金国“蜀王”的封号。西线不战自溃。

金军随后反攻南下，南宋“公私之力大绌”。

韩侂胄开始后悔。他派人向金国求和，但金国开出的条件里有一条：交出韩侂胄的人头。

韩侂胄大怒，逼宁宗再次用兵。但这时候，他已经失去了朝中的支持。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韩侂胄像往常一样上朝。

行至玉津园附近，禁军将领夏震率百余人突然出现，拦住他的轿子。他们把这位权相拖出来，拉到夹墙内，当场槌杀。

杀他的人，是礼部侍郎史弥远和杨皇后。

史弥远是主和派。杨皇后恨韩侂胄，因为韩侂胄曾劝宁宗立曹美人为后，杨皇后是靠“侍寝之机”把后位抢到手的，从此与韩侂胄结下死仇。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宁宗事先并不知情。事后“对史弥远等人未经批准竟擅自诛杀大臣很不满意”，但木已成舟，只能追认。

史弥远杀韩侂胄，是为了向金国求和。金国要韩侂胄的头，史弥远就给他韩侂胄的头。

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斫棺取首”，把韩侂胄的头颅割下来，装进木盒，送到金国。同时签订的《嘉定和议》，条件比之前更屈辱：岁币增加到三十万，另赔“犒军银”三百万两。

一个主张北伐的人，死后头颅被送给敌国求和。这是南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之一。

当时就有大臣抗议：“韩侂胄头不足惜，但国体足惜！”

韩侂胄死了，但关于他的评价，才刚刚开始。

金国的反应出人意料。金国收到韩侂胄的首级后，没有羞辱它。他们追谥韩侂胄为“忠缪侯”，把首级礼葬在韩琦的墓旁。

“忠缪”两个字，金国的解释是：“忠于谋国，缪于谋身。”忠于国家，但不会为自己谋划。

敌人给了他一个“忠”字，自己人给了他一个“奸”字。

南宋这边，史弥远掌权后，打着“厘正诬史”的旗号，对韩侂胄进行了彻底清算。他主持编修的国史实录中，韩侂胄只剩下了“冒定策功”、“植党擅权”、“邀功生事”等负面评价。元朝人修《宋史》，参照的正是南宋史弥远时期编纂的史料，于是韩侂胄被写进了《奸臣传》，与秦桧、贾似道并列。

而真正暗杀宰相、函首求和的史弥远，在《宋史》中却没有进《奸臣传》。

韩侂胄被写入《奸臣传》，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他得罪了写历史的人。

庆元党禁中，韩侂胄打压了朱熹及其门徒。几十年后，理学在南宋后期逐渐成为官方正统。到了元朝，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所有读朱熹书的人，都知道韩侂胄是“迫害”朱熹的“奸人”。

一个打压过理学宗师的人，不可能在理学主导的史书中获得公正评价。

但历史学者也在反思。有学者指出，庆元党禁中朱熹受到的打击其实“差轻”，真正受影响更大的是叶适等其他道学人物。韩侂胄的“奸臣”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朱熹门人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塑造出来的，目的是确立朱熹在道学中的正统地位，把韩侂胄塑造成道学的对立面。

换句话说，韩侂胄的“奸臣”帽子，是胜利者写的。而胜利者，是那些他曾经打压过的道学士大夫。

韩侂胄这个人，很难用“忠”或“奸”来简单定义。

他打压过朱熹，这是事实。他专权跋扈，这也是事实。他北伐准备不足，贸然开战，导致生灵涂炭，这更是事实。

但他给岳飞平了反，把秦桧钉在了耻辱柱上。他起用了辛弃疾、陆游这些一辈子盼着北伐的人。他在金国最虚弱的时候选择了出击，而不是继续苟安。

他输了。输得很惨。头颅被送给敌国，名字被写进奸臣传。

但他做的那两件事——追封岳飞，追夺秦桧——留在了历史里。岳飞成了民族英雄，秦桧成了千古罪人。这个定调，是韩侂胄开的头。

一个“奸臣”，替另一个“忠臣”翻了案。一个“奸臣”，替后世定了另一个“奸臣”的罪。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