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三我回村看望大伯，回城刚出村口，他抱着一个纸箱追上来

大年初三我回村看望大伯，回城刚出村口，他抱着一个纸箱追上来。

年三十到初二，我在婆婆家过。初三一早，老公开车把我送到镇上，再换乘村里的面包车，颠了四十分钟才到村口。

大伯家还是老样子。土坯墙，黑瓦檐，院门口那棵枣树比去年又粗了一圈。

大伯坐在堂屋的竹椅上，见我进来，撑着扶手要起身。我快步过去按住他。

"大伯，坐着别动。"

他点点头，手在膝盖上擦了擦。七十八的人了，背驼得像张弓，头发全白了，眉毛却还黑着。

堂屋里生了炭火，上面坐着一把铝壶，水咕咕地响。桌上摆着一碗炒花生，一碟酱牛肉，还有半盘剩饺子。

"吃了没？"他问。

"路上吃了。"

他不信，转身要去厨房下汤圆。我拦住他，说真吃了。他这才坐回去，眼睛在我脸上看了好一会儿。

"瘦了。"

"没有，称过，比去年重两斤。"

他咧咧嘴，没再争。

我给他带了一罐奶粉，一件厚棉袄。藏青色，领口加绒。他摸了摸，说又乱花钱。

"去年那件还能穿。"

"去年那件袖口都磨破了。"

他不吭声了，把棉袄叠好，放在旁边凳上，叠得方方正正。

我陪他坐了一个多小时。问他身体，他说没事。问他冷不冷，他说烧了炭。又问堂哥回不回来，他说不回了，在深圳带孙子。

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堂屋里很静，只有铝壶里的水偶尔翻个花。

十一点多，我起身告辞。下午一点有趟面包车回镇上，我得赶上去县城的大巴。

大伯送我到院门口。我让他回去，风大。他点点头，站在枣树底下看着我走。

我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儿，手揣在袖筒里，像一截枯木桩子。

出了村口，正准备给司机打电话，就听见身后有人喊。

"德英——德英——"

声音哑，但是急。我转过身，看见大伯从土路那头小跑过来，怀里抱着一个纸箱。纸箱不大，鞋盒那么大，外面用透明胶带缠了好几圈。

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到我跟前弯着腰，喘了好半天才直起来。

"大伯你跑什么，有话让人捎个话就行。"

他把纸箱往我怀里塞。比看着沉，我没接住，连忙双手捧住。

"拿着，回去再拆。"

"什么东西啊？"

"你拿着。"他不答，只是摆手，"快去吧，别误了车。"

我还想说什么，他已经转身往回走了。驼着背，步子很快，好像怕我追上去还给他。

我站在村口，抱着那个纸箱，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最后拐过那道土坡，不见了。

回到城里，已经是晚上。老公带孩子回了婆婆家，我一个人在出租屋。烧了壶水，泡了碗面，坐到沙发上，才想起那个纸箱。

我把胶带划开。

里面是几件旧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用旧报纸包着。一件蓝底白花的对襟褂子，一条灰布裤子，还有一双绣了一半的鞋垫。

衣服下面，是一个红布包。布很旧了，洗得发白，角上磨出了毛边。

我打开红布包。

里面是一沓信，用橡皮筋扎着。还有一张黑白照片，边角卷了。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梳着两条辫子，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我认得那个女人。

是我妈。

我妈走的时候，我刚满三岁。我对她没有记忆。所有关于她的样子，都是从这张照片上看来的。照片原来在大伯家堂屋墙上挂着，我每次去都看。

我拆开最上面一封信。方格稿纸，字写得很小，很密，墨水褪成了蓝灰色。

"德英她爸："

开头是这样。

我一页一页往下看。

是我妈写的。写于她走后第二年。她改嫁到邻县，日子过得紧，男人喝了酒就打人。她想把我接过去，男人不同意。她写了信，寄给我爸。可那时候我爸也已经病了。

信没有寄出。

因为我爸在我妈走后的第三年也没了。

后面还有几封，都是写给我的。第一封我五岁，她说，等你长大了，妈来接你。第二封我七岁，说妈攒了点钱，再等等。第三封我十岁，字写得歪歪扭扭，好像手抖得厉害。

那封信只有一句话：德英，妈对不住你。

最后一封，日期是二〇〇三年。里面是一张纸条，写着：她走了，胃癌。

字迹不是我妈的。

是大伯的。

我坐在沙发上，纸箱敞着口，那些信散了一腿。窗外有人放烟花，咚的一声，震得玻璃嗡嗡响。

我妈没有不要我。

她只是没等到能要我的那一天。

而大伯，替她把这些信和衣服，保存了二十多年。他从来没提过。每次我问起我妈，他都说，记不清了，别说了。

他不是记不清。他是怕我难过。

他把这些东西藏在床底下，藏了二十多年。直到今天，大年初三，他终于觉得，我足够大了，可以承受了。

我把信一封封叠好，放回红布包。那张照片我拿在手里看了很久。照片上的女人笑得很轻，目光落在怀里的婴儿脸上。

那个婴儿是我。

第二天一早，我给大伯打了个电话。

"大伯，东西我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嗯。"

"您怎么不早说？"

他咳了一声。"说那些干啥。你好好过你的日子。"

我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

过了好一会儿，他在电话里说："过年了，不哭。"

可我已经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