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最大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位高权重，建国后却只做一小处长！

1936年春，济南城外，刚抵达山东的黎玉面对的不是一支队伍，而是一张几乎断裂的组织网络。

山东党组织曾遭受严重破坏，不少党员失去联系，地方工作陷入停顿。黎玉没有急着公开活动，而是从寻找老党员、恢复交通线做起。他常说：“人还在，组织就在。”这句话，成为他在山东打开局面的基本思路。

那时的山东，局势复杂。日军尚未全面侵入，但国民党地方势力、地方武装和各种政治力量交错分布。地下工作稍有疏忽，就可能牵动一片区域。黎玉依靠秘密联络，逐步摸清各地情况，并于1936年5月主持恢复山东省委，担任书记。

恢复组织只是起点。怎样把分散的党员变成能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的力量，才是真正的难题。黎玉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派人深入基层，保存骨干，积蓄力量，同时为可能到来的武装斗争作准备。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各地抗日情绪迅速高涨。黎玉抓住时机，推动多个地区发动武装起义。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爆发，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山东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徂徕山并不是一场孤立的军事行动。起义前后，黎玉一面组织部队，一面派人向延安汇报山东情况，争取中央指导。山东地域广大，敌后斗争不能只靠几支游击队单独支撑，必须把各地力量逐步联结起来。

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山东敌后武装开始由分散走向统一。黎玉参与领导部队建设，也承担地方组织、群众动员和后勤保障等工作。战斗在前方进行，粮食、兵员、情报和交通则要靠根据地一点点建立。

有意思的是，黎玉最突出的能力，并不只是组织起义。他善于把军事斗争和地方治理结合起来。部队打到哪里，群众工作就跟到哪里；根据地扩大到哪里，政权建设和生产安排也推进到哪里。

1942年，黎玉任山东军区政治委员，与罗荣桓分工合作。罗荣桓侧重军事指挥，黎玉更多负责地方政权、群众工作和后勤建设。两人的工作一前一后，构成了山东根据地能够长期坚持的重要条件。

敌后作战最怕什么？不是单纯缺少枪支，而是没有稳定的补给和群众基础。黎玉推动减租减息，组织生产，安排粮食、布匹和军需品供应，使山东根据地逐渐成为华东战场的重要后方。

1943年，黎玉担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1945年8月，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此时的山东，已经从早期的零散游击区域，发展为拥有较完整政权、军队和群众组织的战略根据地。这个变化，绝非一场战斗能够决定。

解放战争开始后，山东的后勤作用更加突出。1947年冬，前线部队需要补充冬衣，山东各地组织群众赶制衣物，物资很快送往部队。战场上的一件棉衣，背后往往是地方干部的动员、工匠的赶制以及千家万户的配合。

然而，功劳并不能让政治风波绕开个人。1947年1月，饶漱石返回山东，担任华东局书记，黎玉改任副书记和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随后，围绕土地改革、整党和地方工作的问题，批评逐渐集中到黎玉身上。

1948年7月，华东局在益都召开扩大会议，对黎玉提出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和纪律等方面的批评。同年12月，相关决议正式通过。黎玉接受组织处理，交出原有领导职务，没有在会议上展开申辩。

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黎玉没有参加，并被调离山东领导岗位。几个月后，他来到上海，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委秘书长，参与城市接管和生产恢复。

上海的工作与山东敌后根据地截然不同。过去面对的是战火、交通线和游击队，如今面对的是工厂、城市管理和社会秩序。1951年，他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参与曹杨新村等职工住宅建设。

1952年2月，黎玉不再担任上海市委秘书长，改任劳资处处长。曾经主持一个大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转而处理日常劳资事务，职务落差十分明显。有人对此感到不平，他却继续按要求工作。

1953年以后，黎玉调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他又在农业机械和机械工业部门任职，参与农机推广、工厂生产和技术管理。岗位变了，工作仍然落在国家建设的具体事务上。

1982年，黎玉在病中口述山东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经历，为后人留下重要材料。198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撤销1948年形成的错误结论，恢复其政治名誉。同年5月30日，黎玉在北京逝世。

他一生经历过地下斗争、敌后建政、军事后勤和工业管理，也承受过职务变化与政治评价的转折。山东根据地从几名失散党员起步，发展为支撑华东战场的重要力量，其中留下的，不只是黎玉个人的职务变迁，还有一套在艰苦环境中逐步搭建起来的组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