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清明前后,四川崇州烈士陵园,余旭的墓碑前摆着鲜花和两架战机模型,前来祭奠的人大多与她素不相识,却愿意专程赶来。有人敬礼,有人放下手写的卡片,也有人站在墓前沉默许久。
这些物品没有喧闹的仪式感,反而像一种朴素的表达:有人记得她曾经驾驶战机升空,也记得她最终把生命留在了训练航线上。
余旭出生于四川崇州。2005年,人民空军启动从第八批女飞行员学员中选拔歼击机飞行员的工作,她从多个省市选出的35名学员中脱颖而出,进入飞行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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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她还很年轻,却很快让教官和队友记住了名字。三千米跑,她常常冲在前面;冬季训练冻得腿脚发僵,也没有轻易停下。她在日记中写过,寒冷让人难受,但既然来了,就要带着家人的期望坚持下去。
飞行员的训练,从来不只是学会操纵杆和仪表。滚轮、旋梯、抗眩晕训练,以及高强度体能训练,都是必须闯过的关口。战斗机高速机动时,飞行员要承受巨大的过载,身体和意志都不能有明显短板。
有队友回忆,余旭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和学习。她有一本随身携带的知识本,里面写满飞行要领、技术数据和注意事项。别人休息时,她常拿出来翻看,遇到不熟的内容便反复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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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她:“女孩子驾驶歼十,真的不害怕吗?”
余旭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害怕,这是崇高的事业。”
这句话并不是一时的豪言。飞行表演对动作精度要求极高,俯冲、盘旋、翻滚,每一个动作都要经过反复训练。战机在空中高速变化,留给飞行员修正判断的时间极短,所谓“英姿飒爽”,背后其实是长期重复、严格到近乎苛刻的准备。
从开始学习飞行,到成为能够驾驶歼十战斗机的女飞行员,余旭用了大约七年。2009年国庆阅兵期间,她驾驶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此后,她又参加了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飞行表演,在珠海航展等公开活动中展示训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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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前的余旭端庄利落,摘下头盔后,又显出四川姑娘的清秀。她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代号“金孔雀”,不仅因为外形和气质,也因为她在飞行表演中展现出的灵活与精准。
有意思的是,她并没有把自己包装成远离生活的“英雄”。谈到飞行与生活的转换,她曾表示,回到家里,自己仍然希望做一个轻松快乐的女孩子。军装和战机是她肩上的职责,亲人和故乡则是她平日里的牵挂。
2016年11月12日,余旭在飞行训练中不幸牺牲,年仅30岁。那一天距离她参加珠海航展并不久,许多人还记得她在现场与观众交流时的笑容,消息传来后,熟悉她的人一时难以接受。
余旭的父母后来来到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陈家铺乡。田地间留下的事故现场,成为两位老人无法回避的痛处。面对女儿曾经坠落的土地,他们在战友搀扶下走到现场,长久跪地痛哭。对于父母而言,她不是报道中的飞行员,而是那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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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6日,余旭遗体在天津火化;11月19日,骨灰回到四川崇州,安放于崇州市烈士陵园。送别那天,亲友和战友护送着覆盖红旗的骨灰,余旭的母亲几乎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父亲则一直抚摸着女儿的遗像。
墓碑前的鲜花并未因时间推移而断绝。有人从外地赶来,带上一束花;有人把孩子画的战机模型放在墓前;还有退伍老兵专程乘坐火车来敬礼。崇州的街坊记得,余旭小时候见人总会打招呼,回家做客时还会主动帮忙盛饭。
在邻居眼中,她原本只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小姑娘”。后来,她穿上军装,驾驶战机飞向高空;再后来,她的名字被刻进烈士陵园的墓碑。墓前那两架安静停放的战机模型,既像孩子对蓝天的想象,也像战友和群众对一名空军女飞行员最直接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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