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4月，陕北一处红军驻地，徐海东刚把一份战斗报告写到一半，毛泽东来到他的住处。此前，红十五军团完成了一次关键策应，给中央红军转移争取了时间。屋里没有庆功场面，只有地图、文件和一盏油灯。
毛泽东看过战报后，对徐海东的指挥给予肯定。徐海东却很谦逊，认为部队能够完成任务，离不开中央的统一部署。谈话间，他提到了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称此人作战勇敢，带兵有办法，值得进一步培养。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没有顺着这个话题夸奖张绍东，反而停顿了一下，提醒徐海东：“这个人要慎重使用，他身上有问题。”这句话分量很重。徐海东一时没有明白，毛泽东便说明，组织方面已经收到反映，张绍东与当地一户地主家的女儿关系不清，作风方面存在疑点。
徐海东听完，心里自然不舒服。他长期与张绍东共事，对其战场表现颇为熟悉，很难把一个敢打敢冲的师长，同“有问题”三个字联系起来。毛泽东离开后，他没有立即作出处理，而是把张绍东叫来谈话，想听当事人亲口解释。
面对询问，张绍东情绪激烈，坚称有人故意造谣，还表示自己对革命忠诚，不会做损害部队声誉的事情。徐海东本就对他的能力比较认可，见他态度强硬，便把这番辩解当成了坦荡表现。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提醒没有因此转化为组织上的进一步核查。
这件事的隐患，直到两年后才暴露出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担任第三四四旅旅长。张绍东也被安排担任第六八七团团长，兰国清任团参谋长。一个曾被提出疑问的人，仍然进入了重要岗位。
1938年2月25日，第六八七团发生严重事件。张绍东、兰国清以察看地形为名，带领部分营、连干部和机关人员离开驻地，进入相对偏僻的区域后，公开提出投奔国民党，试图带走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力量。
他们向随行人员许诺，对方会给予职位和待遇，企图用现实利益动摇军心。可事情并没有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团政委吴信泉、副团长田守尧等人当即反对，明确指出这种做法不是普通的意见分歧，而是脱离组织、背叛部队。
吴信泉等人劝张绍东回头，张绍东却认为既然已经离开，便没有退路，还试图用“回去也算叛逃”来恐吓随行人员。这种说法看似把人逼到绝境，实际上恰恰暴露了他的真实打算：他需要用团长身份和现场压力，把犹豫者裹挟在自己一边。
经过劝阻和分化，部分人员没有继续跟随，而是在吴信泉、田守尧等人的带领下返回部队。张绍东和兰国清带走的并非全团，但事件仍对刚刚完成改编的八路军造成了冲击。红军部队重视组织纪律，干部临阵动摇，影响远不只是几个人的去留。
徐海东得知消息后受到很大震动。长期征战形成的信任，在事实面前被彻底击穿。更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毛泽东早在1936年就提醒过他，而他当时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没有把相关反映查深查透。
毛泽东没有借机追究徐海东的责任，而是安排朱德协助整顿部队，并要求注意减轻徐海东的压力。因为这次事件中，绝大多数指战员仍然坚守组织，真正被带走的只是少数，其中还有受到胁迫和裹挟的人员。对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部队，不能因为个别干部的背叛，就否定整体的忠诚。
身体状况好转后，徐海东专门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这个插曲说明，战场上的勇猛并不等于政治上的可靠，能够冲锋陷阵，也不代表经得起组织和利益的考验。干部使用，既要看战功，更要看立场、作风和关键时刻的选择。
关于张绍东后来的结局，现有材料并不完全一致，有下落不明、在战争中被击毙等不同说法，相关记载需要区别对待，不能把未经充分证实的传闻当成定论。可以确定的是，自1938年2月脱离部队后，他已经失去了继续留在革命队伍中的资格，原本可能拥有的军旅前途，也在那次选择中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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