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襄樊战役中王近山撂挑子，王宏坤愤然接管指挥！

1948年7月，湖北襄阳城外，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指挥部里，电话那头的王近山正在气头上。围绕究竟先打外围山地，还是迅速撕开城防，他与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争执不下。情急之中，王近山甩下一句话：“我不指挥了！”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撂挑子，背后却是战场压力的集中爆发。此时的襄阳，并不是一座普通城池。汉水从城北流过，城东、城南又有水网阻隔，西侧山地成为攻守双方争夺的关键。谁控制外围高地，谁就掌握了炮火和观察的主动权。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向西可通川陕，向东连接江汉，北面直达中原，南面又牵动湘鄂交通。对国民党军来说，这里既是防御据点，也是牵制中原解放军的重要支撑。因地势险要，襄阳历来有“铁打的襄阳”之称。

1948年夏，中原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宛东战役之后，刘伯承、邓小平把作战重点放在把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只盯着歼灭眼前部队，还要夺取能够影响全局的交通节点。襄樊，正是这样的目标。

刘伯承没有把任务交给某一支部队单独完成，而是调集第六纵队、桐柏军区第二十八旅和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共约三万兵力参战。总指挥王宏坤当时三十九岁，资历深，既能协调野战部队，也能处理地方部队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十分重要。

守城的国民党军，以康泽所部为核心。襄阳城内有中央军和地方部队，樊城、老河口一带也有川军驻守。康泽还请郭勋祺担任副手，试图把不同系统的兵力拧成一股绳。只是战场上的番号可以统一，彼此之间的指挥习惯，却未必能够立刻统一。

进攻开始后，解放军按照原定部署争夺外围山地。襄阳西侧的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既是城防的前沿，也是通往城垣的屏障。守军依托碉堡、交通壕和交叉火力构成防线，进攻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外围山地虽然重要，但逐一攻取需要时间。白崇禧方面已经注意到襄阳危急，援军随时可能向汉水中游靠拢。若战事拖长，攻城部队就会陷入外有援兵、内有坚城的局面。

王近山由此提出改变打法。他认为，不能把主力全部消耗在山头争夺上，应以一部兵力牵制高地守军，主力直逼城墙，重点夺取三处要点，打开突击通道。这一构想后来被概括为“刀劈三关”。

刘金轩却不赞成。抗日战争时期，王近山曾使用过类似战法，部队付出过较大伤亡。在刘金轩看来，襄阳城防坚固，贸然绕过外围据点，可能让突击部队暴露在多面火力之下。两人的分歧，并不是谁怕打仗，而是对伤亡、速度和战役风险的判断不同。

争执升级后，王近山给王宏坤打去电话：“你们来指挥吧，我不干了。”王宏坤没有顺着情绪批评，而是先稳住局面：“你不指挥，我来指挥。”随后，他赶到第六纵队指挥部，当面处理这场争论。

会议上的气氛依然紧张。王宏坤没有简单偏袒任何一方，一方面指出王近山不能因意见不合就把指挥责任放下，另一方面也提醒刘金轩，战场决心不能只看过去的经验，还要结合眼前敌情。该批评的批评，该肯定的肯定，争论才逐渐回到作战本身。

经过重新部署，第六纵队负责城西主攻，第二十八旅和第十二旅分别从城东北、城东南方向实施牵制和突击。王宏坤把调整后的方案报给刘伯承、邓小平，得到认可。刘伯承还评价王近山“越来越会动脑子，仗越打越精了”。

7月中旬，总攻开始。第六纵队先集中火力压制西门守军，工兵连续实施爆破，在城墙上打开缺口。突击部队迅速冲入，守军组织反扑，城内外枪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东南和东北方向的部队也相继突破，迫使守军无法把兵力全部投向西门。

康泽不断调兵反击，并向外求援。但国民党军援军在外围遭到阻击，始终无法改变襄阳城内的局面。进入城区后，三支部队分割包围守军，逐街争夺。7月16日19时左右，战斗基本结束，康泽、郭勋祺等被俘，襄阳守军被全歼。

襄樊战役历时十四天，共歼灭国民党军约二点一万人，解放襄阳、樊城及汉水沿线多处城镇。朱德称其为“模范战役”，并非只因为歼敌数量，更因为这是一场把局部突破、外围牵制和援军阻击结合起来的战斗。

战役结束后，第六纵队与第十二旅还因争夺康泽一事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王宏坤得知后及时处理，王近山也作了道歉。战场上敢于争论固然重要，但战斗结束后能否服从纪律，同样检验一支部队的成色。

刘伯承后来把这场战役比作打篮球：双方互相牵制，抓住空隙突入得分。这个比喻说的不是战场轻松，而是强调指挥员要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第六纵队第十七旅第四十九团因战斗英勇，被授予“襄阳特功团”称号，后来又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军旗一路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