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2年10月，上海法租界附近，陈独秀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个曾经站在新文化运动前列、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随后被南京法院以“危害民国”等罪名起诉。1933年，法庭最初判处他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公民权7年。
陈独秀当庭表示不服，认为判决缺乏事实依据。经过申辩和交涉，刑期改为8年，也不再剥夺公民权。他被押入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开始了人生中又一段牢狱生活。
这场牢狱并非偶然。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等问题上犯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他离开了党的领导岗位，后来又与党内主流发生分歧，逐渐成为边缘人物。
不过，政治上的失误，并没有抹去他早年的历史作用。1915年，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推动思想启蒙；五四运动前后，他以文字和行动鼓励青年；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虽然他因在广州未能出席，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陈独秀在狱中并未沉默。有人请他写字，他提笔写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句话未必能改变现实，却反映出他的性格：可以承认处境艰难，却不愿轻易接受别人替他安排的结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进逼上海、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南京监狱中的许多犯人被提前释放。陈独秀在服刑约4年10个月后获释，暂居南京。此时，他开始认真考虑一个问题：自己是否还能回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工作。
他通过叶剑英、林伯渠等人与延安取得联系，表达了回党愿望。中共中央对此并非简单拒绝。陈独秀毕竟是党的早期领导人，又有长期革命经历，但他过去的错误、后来参加托派组织的经历，以及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都使这件事格外棘手。
蒋介石方面也抓住机会接近陈独秀，先提出让他担任政府职务，后来又表示可以提供经费，让他另行组织党派。陈独秀没有接受。他对前来游说的人说：“我与蒋介石有杀子之仇，不能到他的麾下做事。”这番话，说明他并未因困顿而改变基本立场。
经过讨论，中共中央同意他回党工作的可能性，但提出了三点条件：公开放弃托派理论，同托派组织断绝关系，并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公开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实际行动证明这种拥护不是口头表示。
后两点对陈独秀并不困难。他早已主张抗日，也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政策。真正让他无法接受的，是第一点。陈独秀认为托派理论不能一概否定，更不愿以书面方式承认自己过去的选择完全错误。
他给有关方面的答复很明确：“回党固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碍难从命。”在他看来，这不只是写几句话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承认自己一生思考中的根本错误。对一个倔强而重视独立判断的人来说，这道关口很难迈过去。
遗憾的是，陈独秀拒绝书面检讨后，回延安的事情便没有继续推进。1938年，王明、康生等人在报刊上指责他接受日方津贴，陈独秀公开驳斥。后来有关方面说明，那笔钱实际是文化界人士为帮助贫困学者及其家属筹集的款项，并非所谓政治津贴。
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工作，曾托人转告陈独秀，不要继续争论，也不要频繁发表文章。陈独秀没有重新回到党内，但周恩来并未因此与他断绝往来。这样的关系，既有政治分歧，也有多年革命共事形成的个人情谊。
此后，陈独秀辗转武汉、长沙，最后来到重庆江津。朋友邓氏叔侄敬重他的学问，邀请他在江津居住。他住进一座年久失修的旧宅，靠卖文、卖字和友人接济维持生活，后院还曾种过蔬菜。
长期奔波和牢狱生活损害了他的身体。胃病、心脏病、高血压接连出现，经济状况也始终没有好转。一次家中失窃，衣物被追回，印章和手稿却没有找到。面对这件事，他还苦笑着说：“这窃贼也真是风雅。”
1939年，周恩来得知陈独秀病重，专程前往探望，并再次劝他考虑去延安。陈独秀沉默许久，回答说自己已经落伍，若到延安只是成为摆设，不如留在江津。他还拒绝收下周恩来带来的钱，因为那是用于救济被捕同志和烈士家属的款项。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63岁。临终前，他嘱咐后事从简，不要登报，并托人照顾妻子。多年以后，毛泽东得知陈独秀后人生活困难，曾要求当地予以照顾。这个安排没有改变陈独秀晚年的选择，却保留了革命队伍对这位早期领导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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