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3月5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刚获释的叶挺没有急着料理个人事务，而是伏案写下了一份入党申请。五年铁窗刚刚结束，他惦记的不是补偿，也不是职位，而是重新回到党组织中去。这一细节，正好解释了他一生最鲜明的底色。
叶挺1896年9月10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周田村，原名叶为询。少年求学时，老师陈敬如为他改名“挺”，寄托着挺身而出、担当救国责任的期望。这个名字并非后来才有的装饰，而是伴随他走过了军校、战场、流亡和囚禁。
1912年，16岁的叶挺考入广东陆军小学，随后进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军校生活使他掌握了军事知识，也让他逐渐意识到，单靠军队装备和个人勇武，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国家积弱，根子还在民众未能组织起来、军队缺少明确方向。
1919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叶挺进入粤军。1924年7月，他赴苏联学习，先后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经王一飞、王若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转变很关键：他不再把军队看成少数人的工具，而是把它视为发动群众、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1925年回国后，叶挺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担任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团长。这个团后来改编为第四军独立团，部队规模并不算大，训练条件也谈不上优越。叶挺却把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严明纪律结合起来，禁止扰民，重视士兵识字和思想教育，硬是把队伍带出了新气象。
1926年5月1日，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部队从广东出发。一路北上，经过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最终抵达武昌。两千余人的队伍屡担硬仗，战斗力和纪律性都得到认可，第四军因此获得“铁军”称号。叶挺的威望，也是在一场场实战中打出来的。
有意思的是，叶挺并不是只会冲锋的将领。部队作战时，他常把侦察、火力配置和政治动员一并考虑。有人劝他少管思想工作，他回答：“军队没有方向，打胜仗也走不远。”这句话虽是后人转述，却符合他一贯的治军思路。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叶挺任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后来称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并非单纯赞誉，而是肯定他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所承担的实际责任。同年12月广州起义，他又参与指挥。起义受挫后，叶挺承受了来自外部追捕和内部争议的双重压力。
1928年起，他辗转欧洲，前后漂泊十年。柏林、维也纳、巴黎，都留下过他的足迹。生活窘迫时，他开过小店、卖过豆腐和水果，甚至靠捡拾蔬菜充饥。可他没有投靠蒋介石，也没有接受其他势力的拉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决意回国，1932年秋携妻子抵达澳门。
此时的叶挺尚未恢复党籍，却始终没有放弃抗日救国。1936年，潘汉年在香港与他取得联系，叶挺重新接受党的工作安排。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1937年，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成立，叶挺出任军长，“新四军”这一名称也包含着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传统的意味。
军长职务并没有带来便利。部队经费、编制、指挥权，处处受制。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部队北移途中遭国民党军包围袭击。叶挺为争取部队生存，进入对方阵地谈判，随后被扣押。此后五年多，他先后被囚禁于江西、桂林、重庆、恩施等地，蒋介石多次派人劝降，均未成功。
囚禁期间，叶挺曾写信请求以自己的性命换取被俘官兵获释，甚至表示宁愿承担死刑，也不愿以屈服换取自由。他写下“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表达的不是个人牢骚，而是对人格底线的坚守。铁窗限制了行动，却没有改变他的政治选择。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多次提出释放叶挺。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获释。第二天，他正式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入党申请。毛泽东亲自起草复电，中央对他的经历、操守和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几天后，叶挺重新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准备赴延安参加整军工作。
遗憾的是，1946年4月8日，叶挺携妻女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人乘机离开重庆，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距离他重新入党，仅仅一个多月。那份入党申请，成为他留给党组织的最后文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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