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9月，重庆朝天门码头，谭正伦抱着年幼的彭云，等来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孩子。她与彭咏梧已经分开多年，眼前这个孩子，却是丈夫与江竹筠共同生活后留下的骨肉。
码头人声嘈杂，江风裹着水汽扑面而来。谭正伦没有大哭大闹，只是低头看了孩子很久。彭云还不满四岁，什么都不懂，伸手抓住她的衣角，像是早已把她当成了可以依靠的人。
这场相逢背后，有一段并不容易讲清的旧事。
抗战时期，彭咏梧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谭正伦则留在长寿老家。那时夫妻之间的书信并不多，偶尔寄回的几页纸，也常常只谈读书、生活和局势。彭咏梧曾劝她多认些字，说世道总会变化。
变化来得很快。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彭咏梧与江竹筠以夫妻身份开展活动，后来共同生活。对谭正伦而言，这不是一句“分开”便能说清的事。她既是妻子，也是一个普通母亲，既要承受婚姻破裂的打击，又不能把个人情绪带进那场危险的斗争。
有些事情，旁人看着简单，当事人却要用半生去消化。
1947年，川东斗争形势日益紧张，彭咏梧和江竹筠准备转移。彭云年纪太小，带在身边容易暴露行踪，托付给熟人又难以保证安全。彭咏梧想到了谭正伦。
送信的人把话带到时，谭正伦沉默了很久。她得知丈夫已经有了新的家庭，也知道这个孩子是江竹筠所生。那一刻，心里的酸楚可想而知。可信中还有一个更沉重的请求：照顾这个孩子。
“孩子不能没人管。”
这句话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让谭正伦作出了决定。她处理掉家中仅有的财物，带着自己的长子彭炳忠赶往重庆。她不是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当时的局势，已经不给她留下太多选择。
朝天门码头上，两个孩子第一次见面。彭炳忠年纪稍大一些，彭云则怯生生地站在一旁。谭正伦一手牵着一个，开始承担起两个孩子的生活。
这份承担，很快变得更加艰难。
1948年，江竹筠被捕。此后，彭咏梧也在川东的武装斗争中牺牲。一个是孩子的生母，一个是孩子的父亲，接连失去消息，谭正伦知道，危险并没有离开。
她带着两个孩子辗转躲避，住过简陋的屋舍，也走过夜路。粮食越来越少，能够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对一个普通妇女来说，同时护住两个孩子，已经超过了体力和家底所能承受的范围。
彭云是烈士遗孤，敌人若查到他的身份，后果难以预料。彭炳忠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可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容易成为她行踪的牵连。
谭正伦最终作出了最痛苦的选择：把彭炳忠送进慈善机构的孤儿院。登记时，她留下的意思很明确——父母均已不在。
手续办完，她没有在孩子面前掉泪。不是不难过，而是不能让孩子看出自己的动摇。把亲生骨肉送走，对母亲而言并非舍弃，而是希望孩子能先活下来。
重庆解放后，谭正伦继续把彭云带在身边。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江竹筠已于同月14日牺牲，彭咏梧也早已长眠在川东的土地上。彭云还小，只知道大人们神情凝重，并不知道自己的父母已经永远回不来了。
后来，谭正伦靠针线活和经营布匹维持生活。她给两个孩子添衣、买书、交学费，尽量不让他们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彭炳忠也常回家，兄弟二人的感情，便是在这种往来中慢慢建立起来。
1965年，彭云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录取消息传来时，谭正伦没有说太多，只反复叮嘱他安心读书。临行前，她取出一件旧物交给彭云，那是江竹筠留下的东西。
“这是你母亲的。”
彭云接过后，久久没有作声。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更明白，自己能够平安长大，靠的不只是父母留下的名字，也有谭正伦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作出的牺牲。
1976年1月，谭正伦病重离世。她没有等到春节，也没能去看望远在外地工作的彭云。两个孩子赶回身边时，这位养育他们多年的母亲已经不能再开口。
她的一生，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战绩，却在最危险的岁月里，接住了一个烈士遗孤，也把亲生儿子送进了能够保全性命的地方。历史记住了江竹筠和彭咏梧，也不该漏掉那个在家庭破碎之后，始终把两个孩子护在身后的谭正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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