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高适作为盛唐四大边塞诗人之一，是盛唐边塞诗的旗帜，笔下既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的烽火狼烟，也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迈旷达。
高适诗风雄浑悲壮，风骨凛然，以如椽巨笔书写边关将士的血泪与豪情，写下“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千古名句，记录下一个时代的盛衰之音。
盛唐诗人当中，高适是唯一凭借军功封侯的，《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其实，高适的早年是十分困顿的，五十岁以后，官职才渐渐地大起来。
高适早年西游长安之时，满怀壮志，却目睹豪门贵胄骄奢淫逸，寒士才俊困顿无门，愤然写下两句诗：“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深刻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不公。
后来，高适多次出塞，亲眼目睹了边地的萧条，以及战争的残酷，还有将士们的苦乐悲欢，写下了许多震聋发聩的边塞诗作，其中的《燕歌行》是其生平最著名的代表作。
直到年近五十，高适才终于获得封丘县尉的官职，但这卑微小官需要迎奉上司，甚至被迫鞭挞百姓，与他平生志向相悖，内心充满痛苦与矛盾，在仕与隐之间苦苦挣扎，于是，写下一首《封丘作》。
诗作原文如下：
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
只言小邑无所为，公门百事皆有期。
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
归来向家问妻子，举家尽笑今如此。
生事应须南亩田，世情付与东流水。
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
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
这首诗的大意是：
我本是孟渚泽畔打鱼砍柴的普通百姓，一生本是无拘无束的人。
只可在草野之中狂放高歌，自娱自乐，那堪做个小吏，饱受这尘世的扰攘之苦？
原以为小城镇没什么事，谁知官衙里事事都有期限。
向上司卑躬屈膝让我心碎，鞭挞百姓更令我悲伤。
回家向妻儿诉说，全家都笑说如今世道就是这样。
谋生就靠那几亩田地吧，世事人情都付与东流之水。
梦中都在想念的故乡在哪里呢？身负君命又让我迟疑不决。
才知道，梅福辞官也不过如此，转念想起陶渊明的归去来兮。
高适这首《封丘作》是一首直抒胸臆的言志七言古诗。
整首诗首先以高亢激越的语调倾泻积压多年的愤懑，把昔日孟诸泽畔渔樵狂歌的自由，和如今身陷公门的屈辱做了尖锐对比，开篇就把自己不肯屈身尘下的形象立在读者面前。
接着，直接白描出自己作为低微小吏的困境，把士大夫的人格屈辱与对民间疾苦的共情揉在一处，直白却力重千钧，也正是这份对百姓的真切体恤，让自己的愤懑跳出了个人失意的小格局，拥有了更厚重的人文分量。
然后，用家人的“笑”完成精妙转折，当所有人都对官场的潜规则习以为常，唯独自己为这份不公感到痛苦，这份“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孤独，反而更凸显出自己不肯同流合污的耿介本性。
最后，接连两处用典，余味悠长，梅福的徒劳对应着自己对现实政治的失望，陶渊明的归去来则是自己对精神归宿的最终确认，二者一沉一扬，既写出了盛唐底层官吏的身不由己，也完成了一次对千年隐逸精神的隔空呼应。
突出特点是毫无雕琢修饰，完全是自己积压情绪的自然倾泻，通篇以“不堪作吏”为核心线索，先从高处落笔，自叙往日渔樵狂歌的自由，接着，转入现实，细数公门百事皆有期限的束缚，再以家人的“笑”作转折，在举世皆浊的反衬下，萌生归隐南亩的念头，最终借梅福、陶潜的典故作结尾，前后呼应，情感奔泻却又回旋跌宕，把盛唐底层士大夫的仕隐矛盾写得力重千钧，形成了沉郁刚健的独特质感。
诗中那两句：“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是高适最沉痛的自白，真实地记录了正直士人在官场中的挣扎，但没有局限在个人仕途失意的小格局里，而是把士大夫的人格尊严与对民间疾苦的真切体恤绑定在一起，既揭露了安史之乱前夕底层官场的腐朽黑暗，也写出了古代文人在仕与隐之间的永恒精神困境，让整首诗在愤激之外，多了一层跨越时代的精神共鸣。
千百年过去了，高适这首诗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试看当今社会，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职场，对上级卑躬屈膝、曲意逢迎、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者，就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而且，如此之风还大行其道，这样的人还被称为能人，而真正心里想着黎民百姓，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事的人又有多少呢？实在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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