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渊长篇新作《武康大楼》：上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幅剪影

《武康大楼》是一部感知和追蹑个人之“变”、身份之“变”、家庭之“变”、社区之“变”、城市之“变”、时代之“变”、人心之“变”的小说。

武康大楼

作者笔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部分上海人已经意识到必然要“变”，甚至要史无前例地大“变”特“变”，却不知道究竟将要怎么“变”，最终又会“变”得怎样。悠悠万事，唯“变”为大。也唯其如此，作者才心无旁骛地抓住“变”，急管繁弦地描写“变”。

小说塑造了一座大楼及其周围街区八九户人家、三四十位人物的群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两年（1980—1981）是历史性标志非常明确的时间背景，武康大楼则是贯穿始终的空间载体。在这个相对局促的时空，众声喧哗似乎看不出谁是主角，但众多小说人物在谛听、在观看、在感受、在思忖、在议论、在共同仰望上述各不相同而又彼此连带的“变”，无疑是唯一不变的主题。

如今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讲述方式，但若非特别注重细节的专业历史学家，公共领域的纪年往往更喜欢整数，仿佛有一个从头至尾完整而均质的“八十年代”。其实不然。历史总是白驹过隙，飞速向前，时过境迁，即使亲历者也会记忆模糊，人云亦云。经常被后人谈论的某某年代往往只是掏空细节的抽象概念，“八十年代”也不例外。

《武康大楼》将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严格限定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两年和一幢大楼及其周边街区，目的就是将读者的眼光更加有效地吸引到历史现场，看看“八十年代”大幕徐徐展开之际，普通上海人究竟经历过哪些真实的生活变动。采取极致化的焦点透视法，将大历史写进一幢大楼的若干寻常百姓家，这样才能避免宏大的整数纪年模式遮蔽那些由无数细碎日子所构成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也才能凭借文学的力量呈现时代巨变中容易被公众遗忘却绝非无关紧要的那些让当事人牵肠挂肚乃至肝肠寸断的细枝末节。

在当下网络高速发展、AI日新月异的时代，对于全球范围的深刻变局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人们似乎早已听惯、看惯，处变不惊，见怪不怪了。“变”是常态，不变才反常。文艺家固然应该与时俱进，竭力捕捉时代之“变”，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时时反顾，寻觅和揭示变中的不变，好像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叙事策略。

但上述两种方式都不适合作家重新把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人们尚未完全挣脱长期停滞所养成的极度缓慢的生活节奏，对社会群体和个人身边任何一种细小变化都非常敏感，“一石激起千层浪”“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类的熟语当时之所以被高频率使用，以描述突然发生而为万众瞩目的新现象，也是跟当时人们的认知和感受方式相匹配的。《武康大楼》当然不可能排斥作者的后见之明，甚至也允许赋予某些人物超乎时代局限的历史预见力，但这部小说主要的叙事策略还是全面复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的感知方式与应对模式，合乎逻辑地为读者生动描述上海这座城市在历史巨变之初无数细微的波动与有趣的征兆。这部小说不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局之初社会百态的大汇集，更是对当下可能早已被人们淡忘的彼时普通民众情感方式与认知方式的一次深情回忆与严肃反思。

小说第一章写1980年元旦一场豪雨，让建成于1924年的武康大楼门厅水漫金山。住在跟大楼隔一条马路的棚户区水电工老倪带着徒弟小伍奋力排水，但因积水太多，下水道又过于老旧，老倪的老办法半天未能奏效，只好让儿子倪像哥（打扮成“佐罗”的调皮捣蛋的“小阿哥”）跑上跑下，挨家挨户寻找几十年前一位洋人业主留下的德式排水工具“一轻松”，由此略略透露大楼的建筑历史、某些关键人物的身世之谜与相互关系。景观只是露出冰山一角，但正所谓“引而不发，跃如也”，小说一开笔就积蓄了足够的叙事动能，也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比如，住棚户区的老倪夫妇为何一味宠爱顽皮的儿子“小阿哥”？姐姐阿芝温柔恭顺、吃苦耐劳、清秀漂亮，为何始终不受父母待见？同样住棚户区的吴皮匠的儿子小伍跟老倪当学徒，领导已担保将来顶替老倪不成问题，但吴皮匠为何总是心不在焉，好像跟武康大楼内终日坐在轮椅上口齿不清地唱着麒派保留剧目的仇老板一样，在等待什么要人突然降临？

仇老板的三位邻居（过去的资本家周鼎及其病病歪歪的妻子阿玖、内科医生林师母、被全楼住户怀疑是暗娼的“拉三”）为何挤在原本只住一户人家的“大副室”？林师母的儿子林超英插队落户，早就不需要（也不允许）继续雇用来自安徽无为的保姆童阿姐，但后者为何坚持以武康大楼电梯工的身份跟林师母住在一起？周鼎过去在生意场叱咤风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还会重操旧业吗？“老革命”一家多子多福，其乐融融，可惜小儿子“站站”离不开拐杖。他还能医治好病腿吗？四十岁左右的“拉三”为何总是打扮时髦，昼伏夜出，遭人白眼却满不在乎，而且从来不屑自我辩护？她究竟从事什么神秘工作？顶楼“船长室”为何只住一位单身汉？他为何总是独来独往？他有没有家人？他是干部还是作家？被整幢大楼住户称为“特务”的这位神秘男子何时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看似简单铺陈故事开端的第一章充满悬念，埋下无数“变”的种子。后续各章就是逐一揭晓悬念，让读者看到这些“变”的种子如何破土而出，开枝散叶，结出果实。

高渊以武康大楼为背景的另一部长篇《诺曼底公寓》

原来跟仇老板同住的是一位小他二十多岁的日本人水深之。他们既是战争年代结识的京剧票友，又好像是不敢公开的同性伴侣。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水深之悄悄溜回日本，如今又旧地重游，高调住进武康大楼，悉心照顾中风的仇老板，还准备安排仇老板赴日本就医。但后来的剧情反转又令武康大楼的居民们大跌眼镜，仇老板后半生的期盼从此化作泡影。他只能把心思重新转回武康大楼，在属于自己的小小社区寻求帮助和安慰。

周鼎妻子阿玖病逝不久，青梅竹马的阿苇突然与他们共同的幼时玩伴、住船长室的外商之女芬妮分别从中国香港和美国联袂抵沪。她们不仅要来武康大楼怀旧，鼓励周鼎东山再起，更想在上海寻找商机，或者期盼一份尘封四十年的情感的死灰复燃。独身的周鼎与在香港成家立业的阿苇的旧情似乎覆水难收，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真诚相待。至于当年四行仓库抗战英雄（日后成为香港著名骨科医生）曹南乔肯定会跟离异的前女友芬妮破镜重圆。曹南乔也答应帮助“站站”赴香港做手术，或者就在上海组织专家为其医治疾病。这甚至在武康大楼的几个年轻人中间掀起一股疯狂学习外语的热潮。

林师母的独生子、插队落户的林超英成了黯然返城的待业青年。他改名林复照，坚决告别过去，一心复习考大学。为此他逐渐疏远了同样跟他青梅竹马、来自安徽无为乡下的童阿姨的女儿红玉，在大学交上了“白得发光”的新女友。一向柔弱的阿芝跟红玉同时暗恋林复照，此时却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坚强个性。她不顾老倪夫妇反对，爱上吴皮匠长子、刚“从山上下来”（出狱）的吴四通，帮助后者痛改前非，在武康大楼试开咖啡馆失败之后，又去城隍庙摆摊做个体户。

“拉三”原来是过去武康大楼乃至全上海有名的算命先生的庶出之女，被逃去香港的算命先生遗弃在上海，靠自己的努力做起了和平饭店前台接待的工作。她之所以特别照顾“小阿哥”，是因为后者总让她想起早年遇人不淑而被迫流产的女儿。

整部小说最富于戏剧性和传奇性的情节莫过于“小阿哥”竟是女儿身。老倪夫妇一直忘不掉四岁时不幸走失的长子，硬将“小阿哥”从小当男孩养。习惯做男孩的“小阿哥”被“拉三”识破真相，不得不痛苦地完成性别与身份的大逆转。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需要转换身份和心态的岂止“小阿哥”一人。老倪夫妇发现“特务”的儿子于学东酷似自己走失的儿子倪卫东，坚决要求“特务”交还他们的儿子。即使亲子鉴定否定了于学东与老倪有血缘关系，“特务”仍然被老倪夫妇揪住不放，死缠烂打。丧妻之后的周鼎既想夺回船长室居住权，也想找回当年藏在船长室的金条（以此为资本重整旗鼓）。老倪和周鼎都对“特务”穷追不舍，一贯矜持冷傲的“特务”最后不得不搬出船长室，临行前还向周鼎透露了武康大楼居民做梦也想不到的特殊身份。“特务”也不得不做出“做人”还是“做鬼”的艰难抉择。

所以说《武康大楼》是一部感知和追蹑个人之“变”、身份之“变”、家庭之“变”、社区之“变”、城市之“变”、时代之“变”、人心之“变”的小说。这部新作和作者两年前的长篇《诺曼底公寓》拥有几位相同的人物，写法上也颇多相似之处，即都是上海人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主要人物均主要活动于同一幢大楼之内或周边地区）。但《武康大楼》绝非刻意对《诺曼底公寓》进行简单的续写或改写，因为更多人物和故事已然与《诺曼底公寓》无关。即使少数几位相同的人物也今非昔比。可以将《武康大楼》跟《诺曼底公寓》联系起来读，但更应该把《武康大楼》视为完全独立的长篇。

《诺曼底公寓》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公寓大楼的风雨变迁，作者聚焦当时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一群外侨（号称“新上海人”）的特殊身份与遭遇，尤其是深入挖掘他们如何体会、认识和评说他们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小说由此为上海租界史的文学书写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诺曼底公寓》主要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群在上海的“外国人”如何从踌躇满志来东方魔都冒险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四十年代末纷纷撤离的那一段上海史，那么《武康大楼》主要就是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初两年（1980—1981）“阿拉上海人”所感知到的时代之变。时隔三十余年，同一幢大楼呈现全然不同的历史风貌。不仅建筑物名称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从“诺曼底公寓”改为“武康大楼”，八十年代初“阿拉上海人”刚刚结束三十年艰辛跋涉，三四十年代的历史记忆尚未被接下来的九十年代“怀旧”风潮所唤醒，就猝不及防被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朦胧感到即将到来的新时期“一切都有可能”，也确实零零星星看到一些变化。但这些可能性最终如何实现，剧中人并不知道。

作者妙就妙在精准定格了巨变之初的短暂过渡期，在历史的飓风即将呼啸而至的前夕，摄取“青萍之末”那些灵敏而茫然的颤动，以充满传奇色彩的紧锣密鼓又井然有序的严密叙事，完成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城市生活的一幅独特剪影。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