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5年夏，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近，22岁的毛泽东每天往返于学校和老师家之间，补习一门并不喜欢的数学。补课的王立庵没有把这个学生当成“没天分”，反而试着弄清楚：一个国文、历史成绩突出的人，为什么偏偏对数学提不起兴趣？
毛泽东早年的偏科，并非单纯因为懒散。他把大量时间用在阅读古文、历史和社会问题上，认定国家要改变，先要改变人的思想。在这种认识下，国文、历史、哲学自然排在前面，数学、图画便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图画课的40分，就是这种取舍留下的痕迹。
1936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谈到湖南第一师范的往事。他说，自己曾在图画考试中只画了一个椭圆，随后解释那是一只蛋。老师谭柄锷没有多给一分，成绩便定在40分。
这个分数不高，却很能说明问题。毛泽东不是完全不会画，而是认为静物写生过于机械，常常想用最简单的办法完成作业。对教师而言，这种态度当然令人头疼；但对毛泽东而言，他当时更关心的是社会和国家的出路。
谭柄锷并没有因此否定这个学生。他既教图画，也精通数学，能够看出毛泽东并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兴趣和精力集中在别处。更难得的是，他没有用一门课的成绩给学生下结论。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成毛泽东改变看法的，还是数学教师王立庵。
一次毛泽东缺席数学课，只托同学送去请假条。王立庵没有当众责备，而是请他到家中谈谈。面对满屋书籍，毛泽东的戒心慢慢放下。王立庵问：“为什么不愿意学数学？”毛泽东坦率回答，自己认为社会科学更能启发民智。
王立庵没有急着反驳，只是举出达尔文、赫胥黎和严复等人的例子，说明社会变革同样离不开自然科学基础。他告诉毛泽东，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工业，与科学知识和生产能力密切相关。只懂思想而不懂科学，许多理想便缺少落脚之处。
这番谈话并没有立刻让毛泽东喜欢上数学，却让他重新认识了这门课程。1915年暑假，他每天到王立庵家中补习。路途较远，老师还替他安排借宿，并把自己整理的数学公式交给他。一个假期下来，毛泽东的数学成绩有了明显进步。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自己喜欢读古文，却不爱数学，但王立庵并没有因此歧视他。这里面有个细节很重要：真正有效的教育，不是把学生简单归类，而是先承认他的长处，再指出短处与整体目标之间的关系。
湖南第一师范的教师群体，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环境。杨昌济重视品格和思想，徐特立等人关注现实教育，谭柄锷与王立庵则分别从图画和数学方面影响学生。毛泽东在这里形成的，不只是阅读习惯，也包括对知识结构的重新理解。
他曾参与学友会事务，并设立图画部，聘请谭柄锷任教。这一变化说明，那个曾把图画作业草草完成的学生，后来已经认识到美术能够训练观察、审美和思维。兴趣可以有偏向，知识却不能被轻易割裂。
“驱张运动”中，毛泽东一度面临被开除的处境。包括谭柄锷在内的教师曾向学校反映情况，杨昌济等人也出面斡旋。师生之间并非只有分数和规章，还有对学生前途的判断与担当。
毛泽东后来把自己的学问基础归于湖南第一师范，并非偶然。那所学校给他的，不只是课堂上的知识，还有一群愿意纠正他、保护他、等待他改变的老师。图画课40分和数学勉强及格，留在纸面上；真正影响一生的，是这些分数背后没有被放弃的教育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谭柄锷生活一度困难，曾得到有关方面照顾，并受聘从事文史工作，1961年去世，享年83岁。那段师生情谊，也随着一封封书信和一次次援助，留在了湖南第一师范的旧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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