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正在审阅访问朝鲜的准备材料。出访人员名单送到案头后,他没有马上签字,而是逐行看了下去。看到摄影记者一栏时,周恩来停住了,抬头问秘书:“老杜呢?怎么没有杜修贤?”
秘书一时没有接话。杜修贤当时已被安排到新疆工作,消息并未及时送到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听完后神情严肃,随即要求把杜修贤调回北京,并明确表示,这次出访的摄影工作要由他承担。
电报很快发出。杜修贤接到通知时,正在新疆,来不及多作准备,便收拾行李赶往火车站。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项工作调动,更说明周恩来一直记得这个跟随自己多年的摄影记者。
杜修贤并非普通的记录人员。自1960年前后进入周恩来身边工作以来,他常年负责重要活动和外事场合的摄影。相机、闪光灯、电池箱,几乎成了他的固定装备。拍摄结束后,还要冲洗胶卷、挑选照片、送审,再设法尽快传回北京。
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为了拍到更完整的画面,杜修贤不断调整位置,身体几乎探出了栏杆。正当他准备再往前挪动时,衣角突然被人拽住。他回头一看,才发现身后是周恩来。
“不要再往前了,危险。”
一句提醒,语气并不重,却让杜修贤立刻收回了身体。拍摄现场争分夺秒,记者常常顾不上自身安危,但周恩来注意到的,往往正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
1963年12月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亚非欧多国,杜修贤随行承担摄影任务。那次行程持续两个多月,工作强度很大。白天跟拍,晚上整理胶卷,常常忙到深夜,第二天清晨又要重新出发。
长时间的睡眠不足,使杜修贤逐渐出现失眠症状。一天深夜,周恩来发现他的房间还亮着灯,便过去询问。杜修贤拿出药瓶,说吃了药就能睡着。周恩来见状摇了摇头:“这种药不能多吃,容易形成依赖。”
话不多,却很有分量。周恩来自己也长期承受繁重工作,知道失眠对人的消耗,因此没有简单地把它当成小事。对身边工作人员,他很少讲空泛的关心,更多时候是从衣食住行和身体状况上直接过问。
相处久了,杜修贤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再只是工作关系。一次活动中,杜修贤忙着抓拍周恩来与记者握手,等反应过来时,周恩来已经站到了他面前。周恩来笑着说:“我和老杜握手,怎么没人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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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请另一名记者接过相机,重新与杜修贤握了一次手。这个临时安排,让杜修贤有了一张难得的合影。对于摄影记者来说,他通常负责记录别人,很少成为照片中的人物,周恩来的体谅显得格外难得。
1964年访问几内亚期间,天气炎热,杜修贤长期在户外拍摄,皮肤晒黑了不少。周恩来看到后,和陈毅开起了玩笑,把几内亚总统杜尔、陈毅的秘书杜易同杜修贤联系起来,笑称他是“杜三”。这句玩笑后来被杜修贤记了很久,甚至常以此自称。
也正因为熟悉杜修贤的工作能力,周恩来在安排重要外事活动时,往往希望由他负责记录。杜修贤拍摄并不追求摆拍,而是善于捕捉人物在谈话、思考和行走中的神态。照片留下的不只是场面,也能呈现人物当时的精神状态。
1975年,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仍坚持处理外交事务。会见外宾时,医生规定了时间,工作人员也多次劝阻,可周恩来常常谈到规定时间仍不愿结束。工作人员担心影响他的身体,便请杜修贤提前进入病房拍摄。
杜修贤起初不明白其中原因,后来得知周恩来的真实病情,便承担起这个特殊任务。每当会见时间接近尾声,他就拿着相机进入病房。外宾看到这一动作,便知道谈话该结束了,双方合影后离开。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会见罗马尼亚客人。这时的他刚经历多次手术,身体十分虚弱,却仍换上整洁的服装,坐到沙发上参加会谈。杜修贤站在一旁拍摄,镜头中的周恩来面容清瘦,目光依旧专注。
会谈中,周恩来曾说起“马克思的请帖”这句话。杜修贤听到后,手指微微发颤,但仍按下快门。那张照片后来被许多人记住,而他当时最在意的,仍是焦距、构图和不能错过的瞬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此前那次会见留下的影像,成为他晚年公开活动中极具分量的记录。几年前,当周恩来看到朝鲜出访名单时追问“老杜呢”,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这个摄影记者懂得怎样完成任务,也懂得怎样在关键时刻守住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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