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客高管罕见表态：中国商飞正在“去西方化”，我们不能再等了

10月14日，空客商用飞机业务总监瓦格纳在图卢兹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空客“几乎每周都在谈论中国市场的竞争”。他特别点出了一件事：中国商飞正在降低C919中西方零部件的比例，并在绿色氢能、生产、机器人、自动化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

空客高管说了一句大实话：“一旦中国决定将某项内容纳入其五年战略规划，就会付诸实施。”

瓦格纳的表态，信息量最大的不是“密切关注”，而是他点的两件事。

第一，C919的国产化率在提升。 他说商飞“已开始降低C919中西方零部件的比例”。这句话的分量在于，C919目前虽然大量使用西方供应商的子系统，但中国商飞正在系统性地替换它们。

C919目前使用的LEAP-1C发动机来自GE和赛峰的合资公司CFM，航电系统来自罗克韦尔柯林斯，飞控系统来自霍尼韦尔。但中国商飞的目标很明确：逐步提高国产化率，最终实现核心系统的自主可控。 国产CJ-1000A发动机已完成6142小时极限测试，317项适航科目完成，预计2027至2028年完成取证。替代范围也已从发动机扩展到密封胶、橡胶、油漆、螺栓、清洁剂等材料。

第二，商飞的投资方向是“绿色氢能、生产、机器人、自动化”。 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是生产方式的升级。自动化意味着更低的制造成本，机器人意味着更高的生产一致性，绿色氢能意味着下一代飞机的技术储备。

瓦格纳有一句话很关键：“在2030年前推出新一代商用飞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空客目前的主力机型是A320neo系列，波音是737 MAX。这两款飞机都是对上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改进版。按照正常节奏，它们的替代机型应该在2030年代中后期推出。

但空客现在就要做发动机选型了。

空客CEO福里在7月法恩堡航展上展示了新一代单通道客机的前景，该机型将从2030年起接替A320。但一位欧洲航空业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表示，时间紧迫，空客必须选定新机型架构的发动机，而这一决定必须在“2028-2029年”完成。

这个节奏，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A320neo是2010年启动的项目，2016年投入运营。按照正常的商业周期，其替代机型应该在2030年代中后期推出。空客现在就要做发动机选型，说明它已经感受到了压力。

压力来自哪里？ 一是波音在737 MAX上的停滞，让空客失去了一个“同步对手”；二是中国商飞的C919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过渡，空客需要确保下一代机型推出时，技术上仍有代差优势。

空客下一代单通道客机的核心决策，是选开式风扇还是传统先进通道发动机。

开式风扇（CFM的RISE项目）理论上燃油效率更高，但面临噪声、适航认证和机场兼容性的挑战。传统通道式发动机（如普惠GTF的升级版）风险更低，但效率提升空间有限。空客与CFM合作进行开式风扇缩比模型测试，同时普惠的GTF Advantage已获得EASA认证，2028年将实现产能切换。

这个选型窗口，恰好和C919的产能爬坡期重叠。 如果空客在2028-2029年做出决策，新机型要在2030年代后半段才能交付。根据IBA的预测，中国商飞的产能目标是在2028年达到年产150架，2029年达到200架——前提是供应链保持稳定。中间的时间差，就是商飞争取全球客户信任的窗口。

有意思的是，空客和波音对“新一代机型”的态度并不一致。

空客CEO福里在法恩堡航展上高调展示了新机型前景。但波音CEO奥特伯格的态度更谨慎，他认为航空公司最期待的是改进版的737 MAX，而不是一款全新机型。他还表示，波音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准备好推出新机型。

波音的逻辑是：市场对全新机型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迫切，改进现有平台、降低研发风险，是更务实的选择。

但空客的判断不同。瓦格纳说得很直接：“考虑到目前市场双头垄断者空客和波音的交付量，要跟上这种增长势头，我们仍有提升空间。”

这个“提升空间”的另一面是：如果空客不加速，商飞就会填补这个空间。

瓦格纳说了一句很值得琢磨的话：“一旦中国决定将某项内容纳入其五年战略规划，就会付诸实施。”

这句话背后，是对中国产业政策执行力的一种承认。大飞机项目从2008年立项，到C919 2023年商业运营，再到C929研发推进，每一步都在五年规划的框架内推进。

西方航空业习惯了“市场驱动”的研发节奏，但商飞走的是“规划驱动”的路线。这种路线不一定更快，但它有一个优势：方向不会因为市场短期波动而改变。 空客的下一代机型如果因为订单前景不明朗而被董事会推迟，商飞就可能利用这个窗口期缩小差距。

空客和波音是商业公司，研发投入取决于市场回报预期。如果一款新飞机的订单前景不明朗，董事会就会犹豫。而商飞是国家战略项目，研发投入的优先级不取决于短期利润。

瓦格纳说“不是说我非常担心”，但他又补了一句“希望保持行业领军地位”。这种措辞上的微妙平衡，反映的是一种不敢轻视、但也不想过度渲染的心态。

对中国商飞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能不能造出飞机”，而在“能不能造出全球航空公司愿意买的飞机”。这需要的不只是技术和产能，还有适航认证、全球服务网络、供应链管理和客户信任。EASA的批准窗口预计在2028年至2031年之间，这恰好和空客下一代机型的研发节奏重叠。

空客和商飞都在抢同一个时间窗口。谁能在2030年代之前把“下一代产品”的确定性做出来，谁就能在下一个十年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