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2年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孙中山面对的并不是一座城该有多繁华，而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一个幅员辽阔、交通闭塞的中国，究竟应当把国家中枢放在哪里？
这不是简单的择都。都城一旦确定，铁路走向、港口布局、军政控制乃至边疆经营，都会受到牵动。孙中山思考建都，眼光始终没有停留在一省一地，而是把中国放进亚洲乃至世界的格局中衡量。
传统王朝选择都城，多半离不开粮食、人口与防御。长安依托关中，洛阳居于中原，北京则承担着拱卫北方的任务。可到了近代，坚船利炮改变了战争方式，城墙和险关不再是决定国运的关键。铁路、港口、工业，才是国家真正的筋骨。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反复谈到交通和实业。他设想以沿海港口为起点，把铁路伸向腹地，使长江流域、西北地区和西南边区逐步连成一体。这样的计划，表面看是在修路建港，实质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空间。
有意思的是，他并没有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一个都城上。孙中山曾提出，若论治理本部，武昌最合适；若要经营西部和边疆，西安更有条件；若要立足亚洲、放眼大洲，则伊犁值得考虑。
武昌的优势，在于居中国腹地，又有长江贯穿，水陆交通便利。汉口商业发达，武昌扼守江汉，三镇相互依托，能够连接南北。孙中山看中的不是它一时的繁华，而是它在全国交通网络中的枢纽位置。
章太炎也曾从地理和政治角度谈到武昌。他们所设想的，并非把一切权力拥挤在一座城里，而是通过多个区域中心，分担政治、经济与军事功能。江宁、广州、重庆、北京等地，都可能承担不同方向的任务。
南京同样有它的历史分量。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南京地处东南，距离上海过近，容易受到沿海势力和外部环境牵制。孙中山曾以“金陵犹不可宅”表达顾虑，意思并非否定南京，而是认为它未必适合作为统辖全国的长久中心。
北京的问题，则在于旧有政治势力盘根错节。袁世凯掌握北洋军队后，临时政府最终迁往北京，南京建都的设想由此搁置。孙中山在建都问题上的判断，常常与现实政治发生冲突，这也是近代中国许多宏大计划难以落实的原因。
西安的意义又不同。它居关中，向东可控中原，向西可通河西走廊，历史上又长期承担经营西北的功能。孙中山所谓“谋藩服则西安”，看重的正是这座城市对于边疆和内陆的连接作用。
真正令人意外的，是“谋大洲则伊犁”这句话。伊犁远在西北，距离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极远，交通条件也十分艰苦。若只从眼前治理来看，把都城放在那里确实近乎不可行；但若从亚洲战略和国家安全考虑，这一设想又有它独特的逻辑。
伊犁河谷土地较为富饶，向西可联系中亚，向东可沟通天山南北。它处在中国西北边疆的纵深地带，距离海上强国的直接冲击较远。孙中山真正关注的，是一个国家能否把都城放在更接近亚洲腹地的位置，从而摆脱对沿海的过度依赖。
伊犁在中国历史上也并非陌生之地。汉代，乌孙活动于伊犁河流域，汉朝通过和亲与西域经营扩大影响。刘细君、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的故事，正说明这一地区早已处在中原王朝与西域交往的要冲。
清代对伊犁的经营，则带有更强烈的军事和行政色彩。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后，在伊犁设立将军府，伊犁一度成为清朝治理新疆的军政中心。188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条约》，使清政府收回伊犁大部分地区，但也付出了领土和权益方面的代价。
有人问：“把都城放到伊犁，百官如何往来，粮食如何供应？”
孙中山的回答并不在一座城本身，而在铁路和工业体系。他设想以港口为门户，以铁路为骨架，把东部财富输送到内陆，再把内陆资源运往各地。没有现代交通，伊犁只能是边陲；有了交通网络，它才可能成为连接中国与亚洲的支点。
遗憾的是，孙中山在世时，这些计划缺乏稳定政局、财政能力和工业基础的支撑。建都之争也没有脱离军阀角力与权力转移的现实，伊犁方案最终停留在思想和规划层面。
但它并不是一句脱离实际的奇谈。孙中山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不能只守着东南沿海谋发展，也不能把边疆当作遥远的附属地。强国必须有贯通全国的交通，有能够支撑工业的港口，更要有面向亚洲腹地的战略眼光。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三句话背后，实际对应着三种国家道路：治理腹地、经营边疆、参与世界。孙中山把一张地图看成一盘棋，而伊犁，正是他为中国迈向亚洲腹地所留下的最大胆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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