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8月26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及首都警察厅处决了一批汉奸，其中排在首位的是黄濬，与他的长子黄晟同案处决，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汉奸。
黄濬当时的职务是行政院机要秘书，这个职位本身不带兵权，不掌财政，看起来只是一个负责整理会议记录、传递公文的事务性岗位。
但正是这个岗位，让他成为抗战初期最致命的泄密源头。
黄濬出身福建书香门第，他自幼有神童之名，四岁识字，七岁能诗，早年受梁启超赏识，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熟悉日本国情。
留学日本期间，黄濬结识了不少主张侵华的日本人，回国后先后在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任职，因得到汪精卫的信任而被任命为行政院机要秘书。
后来他的儿子黄晟留学日本回国，被他安排进外交部工作。
父子二人一个在行政中枢掌握军政信息，一个在外交系统接触涉外文书，形成了互相补充的情报渠道。
黄濬利用职务之便，还拉拢了一部分人，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卖国小集团，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给日方。
而真正让这起案件震动高层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是江阴封锁计划的泄露。
1937年8月11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方案，最终决定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截获正在长江中下游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阻止日军舰队由上海沿江进攻南京。
当时这是一项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知情者仅限于参会的高级将领和担任会议记录的黄濬本人。
然而蒋介石的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前线部队，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口岸的日本舰船就已经抢先顺流而下，逃往长江下游
等到空军第五大队奉命于14日凌晨起飞追击时，大部分日舰已经逃入黄浦江，只截住了岳阳号、大贞号两艘日本商船，其余舰船都逃进了黄浦江，江阴封锁的军事目标就此落空。
第二件事是蒋介石行程的泄露。
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计划亲自前往上海前沿阵地视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他乘坐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赴沪，以避免日军飞机的威胁。
蒋介石起初同意了，但次日清晨又觉得乘坐外国大使的车辆有失体面，临时改变主意，没有上车。
结果，许阁森的座车在无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蒋介石本人侥幸躲过。
最高统帅的行程属于绝密级别，能够接触到这一信息的人极少，这进一步暴露了最高层内部存在泄密渠道。
案件侦破过程中，戴笠的手下搜集了所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者及其亲友的材料，逐一排查后，担任会议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濬被认为最为可疑，他的长子黄晟也同时被列入监视对象。
跟踪黄晟的特务发现他常去汤山温泉一带的俱乐部跳舞，并拍下了他与一名女舞伴的照片。
上海方面送来的日本间谍档案显示，这名“女招待”廖雅权实际上是日本间谍南造云子。
此后，跟踪人员又发现黄濬在咖啡馆里用交换帽子的方式向人传递情报。
黄濬父子被捕后对汉奸行为供认不讳，南造云子也供出了黄濬将情报交给黄晟、再由黄晟转交给她的具体经过。
蒋介石亲笔签署死刑判决，1937 年 8 月 26 日，黄濬、黄晟父子在南京同被处决，一批涉案人员也一并伏法。
黄濬由此成为抗战中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汉奸。
把黄濬父子的行为与汪精卫放在一起比较，能看出两者在破坏方式上的根本不同。
汪精卫1938年底公开脱离重庆，1940年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他的叛国是摆在明面上的政治决裂，全国上下都清楚他的立场，对他有明确的防范和声讨。
而黄濬的行径则完全不同，他始终留在国民政府核心层内部，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负责记录和整理决策内容，表面上没有任何异常，直到泄密后果已经无法挽回时才被察觉。
汪精卫的破坏集中在政治和舆论层面，靠伪政权来分化抗日力量；黄濬的每一次情报传递都直接作用于战场。
江阴封锁失败让日军舰队得以在长江畅通，蒋介石的行程泄露把最高统帅暴露在日军轰炸的威胁之下，这种直接的军事打击效果，是政治层面的叛国难以做到的。
史料记载，黄浚文才确高，留下的笔记文字被后世学者称许，陈寅恪读后也叹惜此人竟成了汉奸。
但才学与品行的背离，正是这类人的可怕之处：越是看似体面可信，越能在关键时刻捅出致命一刀。
抗战的教训提醒后人，最大的危险往往不在前方的敌人，而在内部那些披着身份外衣、把机密当商品出卖的叛徒。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