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将龚楚在香港生活40年，晚年写信给邓小平请求允许死于故乡

1990年9月13日晚，广东韶关火车站，90岁的龚楚和夫人王兰芬走下车，等候多时的乐昌县干部与亲属迎了上来。老人没有急着寒暄，而是从行李中取出几封信，托人分别转交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

这几封信，牵动的是一个离乡多年的老人，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段颇为复杂的人生。龚楚想回到广东乐昌长来镇居住，话说得很直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只希望落叶归根，死在家乡。

龚楚1901年11月出生于广东乐昌。少年时，他读书用功，后来到广州求学，接触到新思想。大革命前后，广东政局风云激荡，他先后在军队中任职，也逐渐接触农民运动和革命团体。1924年6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真正改变龚楚人生方向的，是家乡的农民运动。1925年，他受广东区委派遣，参与北江地区农民运动，随后回到乐昌开展组织工作。1927年，乐昌党组织建立，他担任负责人之一，并率领农军参加北江地区的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余部向湘南转移。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部经过粤北，龚楚曾参与接应和引路。后来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建立，龚楚一度进入前委核心层。那时的他资格老、能力强，在红军中的地位相当突出。

1929年12月，百色起义爆发，红七军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龚楚熟悉井冈山时期的建军经验，对红七军的组织建设起过作用。进入中央苏区后，他又担任过师长、军参谋长和军长等职，成为红军高级指挥员。

问题也在这一时期逐步显露。1931年底，龚楚因工作和思想方面的问题被调离原职。1933年，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对他的消极情绪提出批评，并安排他到红军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组织并没有立即放弃他，但批评和调整显然没有彻底消除他的疑虑。

1934年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形势日益艰苦。龚楚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负责部队转移和作战事务。1935年春，他率部在湘南一带活动，部队不断遭到追击，伤亡和损失都很大。困境之中，他的思想出现了根本动摇。

1935年5月2日，龚楚借参加宜章县委会议之机，带着少数人离开部队，返回广东乐昌。此后，他接受国民党方面的任用，担任粤湘边区有关军事职务，参与对红军游击队的搜剿。一个曾经在红军中担任要职的人，转而利用自己熟悉的情况对付旧日战友，性质因此格外严重。

同年10月，龚楚以寻找游击队、联络领导为名，接近赣粤边北山地区的红军人员。当地一些干部曾因相信他的旧身份而与之接触。随后发生的北山事件，造成大批游击队员和干部牺牲，成为南方游击战争中损失惨重的一次事件。

陈毅当时对龚楚突然表现出的“热情”保持警惕，曾提醒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谨慎一些。”正因为没有贸然前往，两位领导人避开了危险。这个细节后来被反复提及，并非因为传奇色彩，而是说明地下斗争中，身份、旧交和口头承诺都不能代替实际判断。

抗日战争时期，龚楚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也参加过广东地区的抗日作战。可是，他在国民党体系内始终难以获得真正信任。到了1949年，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华南之际，他选择宣布投诚。

同年12月，解放军准备进军海南，曾考虑派龚楚前往香港，再设法争取薛岳。薛岳是海南方面的重要军事人物，也是龚楚的乐昌同乡。龚楚表面答应，后来却没有前往海南，而是留在香港。此后，他居住在新界，靠种植、养殖和出租房屋维持生活，逐渐淡出政治活动。

一晃四十年。龚楚晚年曾短暂前往美国，但因语言和生活习惯不适应，又回到香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回乡的，是有关部门对建国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历史问题处理政策的变化。年近九旬的龚楚明白，自己终于有机会回到长来村。

他担心信件无法及时送达，又向邓小平办公室发去电报。电报中的请求很简单：允许他回乡长住。后来，邓小平曾与他通电话，问候这位早年共事过的老人。电话那头的龚楚一度失声落泪。有关方面也曾表示，欢迎他到北京担任人大或政协方面的职务，但龚楚最终选择留在家乡。

回乐昌后，许多文史工作者前来访谈。龚楚对早年红军经历仍记忆清楚，却很少谈及1935年后的那段经历。有人问起，他常以记不清楚作答。沉默本身，已经说明那段历史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回避的重量。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享年94岁。一个曾经参与创建红军队伍、又在关键时刻离开并伤害旧日组织的人，就这样结束了漫长而矛盾的一生。籍贯、功劳、职位与过失，最终都留在了那封请求归乡的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