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2年6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接到罗瑞卿、陈龙发来的紧急密电。电报内容不长，却直指一个危险计划：国民党保密局已经命令潜伏在港澳一带的赵一帆，伺机刺杀叶剑英。
这不是普通的破坏活动。叶剑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州市市长，并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长期处在华南工作的核心位置。广州毗邻港澳，敌特活动频繁，他自然成为重点目标。
早在1950年春，几名潜伏人员便在广州秘密碰头。他们摸查叶剑英乘坐的船只、经常出席的场所和外出路线，甚至拟定了多套方案：在船上投掷爆炸物，在宴席中投毒，或者趁车辆经过时突然袭击。
计划尚未完全实施，广州公安机关便陆续获得线索。有人投递匿名材料，揭发潜伏人员私藏枪械；也有人在关键时刻向公安机关通报了刺杀安排。公安部门没有急于打草惊蛇，而是采取监视、引导和布控相结合的办法，逐步摸清了这伙人的关系。
1950年5月31日，叶剑英设宴欢迎第四野战军部队时，院外突然发生爆炸。6月20日，省政府附近又有人引爆炸弹。此后，叶剑英乘车外出返回途中，甚至遭到枪击。几次行动虽然没有造成伤亡，却说明敌特已经把袭击从密谋推进到了实际行动。
两年后，威胁再次逼近。6月17日，陈龙把有关赵一帆的情报上报中央。次日，罗瑞卿又电告华南方面，要求沿途加强叶剑英的警卫。毛泽东阅电后作出明确指示，要求迅速侦破有关组织，同时提醒叶剑英减少不必要的公开活动，加强安全防范。
陈龙当时是公安部副部长，但身体状况并不好，无法亲自南下。他决定派政保局一处处长李广祥赶赴广州。李广祥办案经验丰富，曾参与侦破针对中央领导人的案件。临行前，陈龙交代得很直接：“这件案子不能拖，必要时要调动能够使用的力量。”
到了广州，李广祥召集公安、军队和情报部门负责人，重新梳理线索。很快发现，赵一帆并没有像他向台湾方面报告的那样进入珠江三角洲，而是藏在香港。他一面冒充已经深入大陆，以此骗取经费和信任；一面尽量不露面，躲避各方搜查。
赵一帆掌握的情报相当危险。据线索，他已经弄到了叶剑英的住址、车辆号码以及日常行动规律。八一建军节临近时，有人担心广州举行大型集会会增加风险，提出调整安排。叶剑英没有同意，庆祝活动仍按计划进行。公安机关则在会场周边秘密布置人员，李广祥等人把临时指挥位置设在附近高处，整个活动有惊无险。
但仅靠守株待兔，显然抓不到赵一帆。李广祥回京请示时，陈龙判断，赵一帆很可能继续藏在港澳之间，不能只在广州搜寻。陈龙对他说：“要舍得下本钱，一旦发现踪迹，就必须把人抓回来。”
9月24日，广州方面突然收到急电：赵一帆当晚将乘坐香港开往澳门的德兴号商船，船舱位置也被查明。刘毖带领侦查人员赶到南海舰队，海军调出快艇和扫雷艇，连夜驶向珠江口外的航线。
追截过程十分紧张。德兴号没有理会拦截信号，仍保持航速前进。此时船只接近公海，若强行开火，势必带来外交风险；若放船离开，赵一帆又可能彻底消失。刘毖权衡后命令向船尾警告射击，炮火击中了附近位置，商船才被迫减速，接受检查。
上船后，侦查人员以查缉伪造货币案件为名逐舱核查。赵一帆已经察觉不妙，临时与同伴调换衣服，又更换船票和座位，躲到后排观察。可他的动作早被监视人员发现。刘毖叫出其姓名时，赵一帆知道无法再混过去，只得束手就擒。
人被押下船后，局面却没有立即轻松。英国军舰和飞机曾在附近出现，香港方面也因商船在公海遭拦截提出交涉。消息传回北京，罗瑞卿转告陈龙，周恩来对此事十分重视，要求有关方面说明情况并作检讨。
陈龙没有马上动笔。他详细询问了行动经过，认为现场人员确实违反了某些常规程序，造成了不必要的外部影响；但从案件本身看，赵一帆是奉命刺杀叶剑英的关键人物，若当时犹豫，船只一旦驶远，后果难以估量。
罗瑞卿提醒他，功过都要讲清楚，检讨还是要有。陈龙却说：“该批评的可以批评，但这次抓人不能只看开炮这一件事。”在他看来，执行中央交办的任务、保护重要领导人的安全，同样是必须承担的责任。
陈龙最终没有照要求写下简单的检讨，而是准备向中央说明全部经过。他担心，若只因行动中的临机处置受到严厉否定，基层办案人员以后面对类似危局，反而会畏缩不前。周恩来和中央了解详细情况后，对案件作了综合判断，既没有掩盖行动造成的影响，也承认在当时条件下，抓捕赵一帆确有“功大于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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