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2年7月11日清晨，北京医院病房内，赵炜俯身守在邓颖超床前。护士几次呼唤，病床上的老人已经没有回应，血压和脉搏持续下降。6时55分，邓颖超安详离世。赵炜双手撑在床沿，轻轻吻了吻她的额头，像往常一样陪在“大姐”身边，只是这一次，再也等不到回应。
这张照片之所以令人难受，不只因为记录了告别时刻，更因为照片中的两个人，早已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领导与秘书。赵炜陪伴邓颖超27年，经历了西花厅最繁忙的岁月，也见证了周恩来晚年的病痛与离去。
赵炜走进西花厅，并非出身显赫。1952年，她还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抗美援朝期间，学校征集入伍人员，名单临时出现空缺，她得知消息后，连家都没来得及细说，便穿上军装报到。
父母起初强烈反对。母亲甚至在家人的要求下赶到部队劝她回去，赵炜却没有改变决定。那时的年轻人，对“参军”二字有着朴素而强烈的向往。她没有去朝鲜战场，而是因文化程度较高，被留在机关担任办事员。
1953年朝鲜停战后，赵炜面临转业。她选择先到学校学习。1954年3月，她被选调到北京，进入国务院工作。短短几个月，岗位几经调整，后来调入秘书部门。一次谈话后，她得知自己将被调往总理办公室。
那天夜里，23岁的赵炜几乎没有睡着。兴奋之外，也有紧张：西花厅是什么地方，自己能否胜任？真正走进去后，她才发现，那里没有外界想象的轻松，文件、值班、接待，每件小事都不能马虎。
1957年底，总理办公室精简人员，值班力量不足，赵炜进入值班室，承担轮流值守。后来她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医生不建议继续长期值班。组织没有把她调离西花厅，而是安排她到邓颖超身边工作。
这次调动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邓颖超工作要求严格，却并非只把赵炜当作办事人员。相处日久，赵炜既负责事务，也照料生活，渐渐成了邓颖超最信赖的人。邓颖超晚年偶尔谈起往事，赵炜便安静地听着，从不打断。
1968年，赵炜意外怀孕。她担心孩子出生会影响邓颖超的工作，曾两次准备手术。邓颖超得知后，把她叫到身边，态度少见地严肃：“我的工作，我自己会想办法，你把孩子留下，好好想一想。”
赵炜最终听从了劝告，女儿出生后，邓颖超为孩子取名赵琦，小名“小七”。孩子从小在西花厅长大，学会说话后，叫邓颖超“邓奶奶”。邓颖超听了不高兴，故意问她：“我把你留下来的，怎么还要加姓？”从那以后，孩子便改口叫“奶奶”。
周恩来病重的日子，是赵炜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经历。1975年11月，周恩来住院期间，曾点名让赵炜陪邓颖超前往医院。病房里，周恩来伸出瘦弱的手，握住赵炜，说：“您要照顾好大姐。”
这句话并不长，却成了赵炜此后十七年间反复掂量的责任。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后，她把更多时间留在西花厅。邓颖超也逐渐习惯了身边有她，赵炜外出办事，往往都要说明去向和返回时间。
有一次，赵炜回家吃饭，没有提前请假。邓颖超发现她不在，便问：“家里有急事吗？”赵炜回答没有，只是回家吃顿饭。邓颖超没有多说，赵炜却明白，对方在意的不是一顿饭，而是身边突然少了一个可以随时找到的人。
1981年，赵炜住院手术，邓颖超很快康复出院，却设法替她向年迈的父亲隐瞒病情。待赵炜恢复后，她又亲自请老人到西花厅解释：“我没有女儿，可占有了你的女儿啦。”这句话带着家常口吻，却说出了赵炜多年难以两全的处境。
1988年邓颖超退出工作岗位后，身体每况愈下。肺炎、高烧、肾功能衰竭，几次抢救都让身边人以为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可她生命力顽强，屡屡从危险中挺过来。赵炜则守在病房和西花厅之间，处理事务，也陪她度过清醒与昏沉交替的日子。
1992年7月9日，赵炜正在吃饭，护士忽然通知她去病房。邓颖超握住她的手，清楚地说：“赵炜，我同你见最后一面。”赵炜没有想到，这竟真成了两人最后一次清醒相见。
两天后，邓颖超离世。赵炜完成了周恩来当年交代的嘱托，也送走了陪伴多年的“大姐”。遗嘱中，邓颖超把骨灰撒放的相关事宜交给赵炜和高振普办理。这份安排，没有复杂的言语，却足以说明她对两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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