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安内厝下沙溪“唐侯功德碑”：三魁山下的“唐侯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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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魁山下的”唐侯埤”

——清雍正十一年同安知县唐孝本水利功德碑考释

文 /林鸿东

一、碑文

唐侯功德碑

三魁大坑塹，于中途原有橋埤，以通來往，以備旱乾。然而，圯毀矣，不紀何年。詢之遺老，咸無識者。其西南一片高原，久為石田。邑主唐侯顧茲羸者，心甚惻之。思興水利以潤高田，宜造橋樑以濟車馬。捐俸命匠營建斯橋，仍召三魁居民，諭修廢垻。爰言至意，溢於言間。民欣趨之，匝月而成。從此灌溉有藉，厲揭無憂。方之河潤，何不讓乎；視彼輿濟，實有光焉。窃倣蘇公堤遺意而顏之曰：“唐侯埤”，因為之頌，永志不朽。

頌曰：

侯涖茲邑兮，撫善除殘；侯施仁政兮，物阜民安。

侯傷周道兮，橋壞狂澜；侯徵重葺兮，褰裳無歎 。

勸築廢埤兮，濟旱續乾；膏吾磽瘠兮，勒石書丹 。

恩澤浩蕩兮，如水漫漫；聲聞並著兮，視此不刊。

雍正癸丑年蒲月穀旦三魁合鄉仝頌

二、“邑主唐侯”即同安知县唐孝本

碑不署邑侯名讳，仅称”邑主唐侯”。考其人，可指向唐孝本。

唐孝本，字念淳，别号松岩，江苏武进人，历任宁洋、晋江、台湾三县知县，雍正九年（1731）出任同安知县。碑立于雍正十一年五月，正当其任内第三年。

史志中唐孝本的政绩与碑文构成完整互证：

政绩类型相合。同安方志称唐孝本”善政不可胜书”：建县署、清学租、复建朝元门、疏铜鱼池，而最大善举为修筑同安东西溪堤岸，后称”唐公堤”。碑文”思兴水利以润高田”，施政重心同为水利。

命名模式相合。城关有”唐公堤”，三魁山下有”唐侯埤”——邑侯姓氏加水利设施，并比拟苏轼苏堤，是同一人治下两次以姓冠名的水利纪念，命名逻辑完全同构。

时间相合。雍正十一年（1733）唐孝本重建了同安孔庙尊经阁。唐侯埤之工正在此年五月，属同一波建设。

家世旁证。常州档案馆藏《唐执玉墓志铭》载直隶总督唐执玉之子为“举人，泉州同安知县”，时代、姓氏、职任均与唐孝本吻合，则唐侯应是唐执玉之子。其父为雍正朝重臣名督，唐孝本在同安的循吏形象，或有家学渊源。雍正十一年（1733年）春，唐执玉抱病二次任直隶总督，三月，卒于任上，年六十五。唐侯功德碑当立于唐孝本离职丁忧期间。

唐执玉治理直隶期间曾治理河道、修筑堤防，如雍正八年上疏请求疏通密云城白河堤坝，"仍旧建起土堤，力求坚硬厚实，用榆木栅围成，填以土石，用作堤防的基础" 。唐孝本在父亲逝世后修筑"唐侯埤"，很可能是继承父志、延续水利事业，具有明显的"家学渊源"色彩。

三、关于三魁山

碑首“三魁大坑堑”，地点在今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三魁山（乌营寨山）山脚下。三魁山古属同安县民安里十二都，明《八闽通志》：“三魁山，在民安里十二都，三峰奇秀可爱，故名”；清康熙《大同志》称其”三峰奇秀，为邑之最”；清光绪《马巷厅志》：“在厅东南十五里，三峰奇秀，为群山冠”。

碑文细节与这一带的地理一一对应：

“于中途原有桥埤，以通来往，以备旱乾”：三魁山紧邻小盈岭官道——翔安通往泉州的古道驿站通道，堪称古代翔安的命脉。山间大坑正压在官道中途，桥以济行人车马，埤以蓄水备旱，一桥两用，是山区驿道水利设施的典型配置。碑中”周道”一词，指大道，正是指这条官道系统。

“其西南一片高原，久为石田”：内厝多低丘台地，小盈岭缺口又是著名风口，俗谚”沙溪七里口，无风沙自走”，风沙干旱交侵，高地失灌即成石田。“石田”非泛语，是这片耕地的真实写照，故埤成之后能”膏吾硗瘠”。

四、功德碑证明了古三魁山的所在地点

“三魁大坑堑”与“ 三魁合乡 ”等字眼，证明了古三魁山的所在地点为内厝前垵下沙溪北侧的乌营寨山。

五、一些碑刻用字

此碑用字雅俗并存，是清代闽南民间书写系统的鲜活标本：

于／於：碑用”于”。按”于”为古字，甲骨文即有，《尚书》《诗经》多用；先秦两汉”于”“於”长期并用，并非”繁体必写於”。此碑用”于”是存古，不是误字。

垻／壩：碑用”垻”。二字同源异体。

爱、窃：碑作”爱”不作”愛”，作”窃”不作”竊”。二者皆为俗体字，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

倣、仝：碑作”倣”（“仿”之异体）、落款作”仝”（“同”之俗体），均属正常。

综合看，此碑一边存古（于、垻、倣），一边用俗（爱、窃、仝）——正体、古体、俗体混用，正是民间碑刻的原生态。撰者大抵是乡间文士，镌刻是本地石工，俗字的存在为此碑的民间真实性提供了旁证。

六、文体与用典

全碑为”记＋颂”两体。

用典数处颇见匠心：“厉揭”出《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状涉水之苦；“褰裳”出《郑风·褰裳》“褰裳涉溱”；“方之河润”出《庄子·列御寇》“河润九里，泽及三族”，喻恩泽广被；“视彼舆济，实有光焉”是全碑文眼——《孟子·离娄下》记子产以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评为”惠而不知为政”。撰者反用此典：子产临时摆渡是”惠”，唐侯造桥修堰是”政”；

“颜之曰唐侯埤”是三魁乡民仿苏公堤遗意，而以长官姓氏冠名水利设施的传统，正是“甘棠遗爱”谱系的一环。

总之，唐侯埤是唐孝本续晋江唐厝埔之后的颂德实物，显示了唐孝本在同安任知县时刚上任没几年即拥有了极高的民望。“唐公堤”碑立于乾隆二年（1737），此碑立于雍正十一年（1733），早四年。故唐侯埤堪称唐公堤的热身之作。作为翔安境内稀缺的雍正朝水利碑，这种桥埤一体的山区小型水利系统与城关“唐公堤”（城防水利）构成了城乡对照、东西对照，可反映出唐孝本在同安全境的水利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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