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钱包：破解中国消费之谜

作者按：原文《》首发New Economist，本文受贾女士启发改写。

一个家庭的账本，装着中国消费四十年的谜题。

爷爷王老汉种地，一年产值一万块，敢花七千；父亲王建国进城打工，年薪三万，花掉一万五；孙女雨桐在一线城市写字楼，月薪是父亲的十倍，面对账本却最不敢放手。

日子越过越好，钱越挣越多，为什么越来越不敢花？这个家庭三代人的钱包，藏着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数据与理论出处，我全部放在文末。

谜面：增速全球最快，消费率全球垫底

先把谜面摆出来。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是39.9%，44个主要经济体的均值是52.8%——差了约13个百分点。更奇怪的是：作为消费率垫底的国家，中国曾长期是全球消费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这两件事能同时成立，是因为"消费率"和"消费"是两把不同的尺子。

【名词卡】消费率 = 居民消费 ÷ 国内生产总值。蛋糕有多大一块被吃掉。它是结构指标，回答"占多大"。消费增速 = 本期消费支出 ÷ 上期消费支出 − 1。消费变大得有多快。它回答"涨多快"，不回答"占多大"。

消费高速增长的年代，消费率可以低迷四十年；如今增速放缓，消费率反而被动回升。2023年39.6%、2024年39.9%、2025年40.0%——三年回升0.4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历史上的两位数，掉到2025年的3.7%、2026年1到8月的1.1%。消费和投资都在减速，只是投资减得更多，消费率的回升并非消费走强。

还有人说"中国消费率并不低，2025年已达56.9%"——那是最终消费率，包含政府消费16.9%，居民消费只有40.0%。用含政府消费的尺子量居民的钱包，尺子拿错了。

这里还要先排一排雷。过去十几年，五种"消费率其实没那么低"的解释流传很广：物价低（同时影响分子和分母，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只补回2.4个百分点）、政府补贴性公共服务（把实物转移补进去，差距反而从13.2扩到18.3个百分点）、统计口径（自有住房改用市场虚拟租金后，居住消费率仅提高1.1个百分点，而非学者估计的5个百分点）、实物量比较（食品制造住房实物量不低——但缺口几乎全落在服务上，实物便宜恰恰是劳动者报酬偏低的镜像）、福利指标（预期寿命和身高是几十年积累的存量，回答的是"生活差不差"，不是"结构可持续不持续"）。五项解释各有部分道理，但合计仍然填不上缺口。谜不在统计里，在服务、住房与社会保障的实然水平里。

当前真正要回答的，不是"怎么让居民多消费一笔"（那是逆周期调节），而是"低消费率的格局为何维持四十年"（这才是结构问题）。答案就写在三代人的钱包里。

爷爷的钱包（1978）：产值一万，敢花七千

王老汉一年产值10,000元：口粮占大头，再买油盐、扯布做衣裳、吃穿用度折合7,000元。消费率：70%。

这不是爷爷阔绰。那个年代的账本就是这么写的：分到手的大半是口粮实物，钱几乎不过手——吃自己种的米，住自己盖的房，看病找赤脚医生，养老靠儿子。种地几乎没有中间投入和机器折旧，产值的大头就是劳动所得。一年产值10,000元，折成劳动所得约8,000元——产值虽小，却大都变成了必须消费。

这个账本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高消费率，也埋下了此后四十年下行的伏笔。世行前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黄育川算过一笔账：一个农民种稻，年产值一万元，消费占七成；这个人进城到富士康组装iPod，年薪三万元，吃掉存下一半，而一台iPod产值六万元，他的消费占产值的比重变成了25%。同一个人，进城后收入涨了两倍，消费率却从70%掉到25%。进城是好事，但分母变了——工业品产值里躺着零部件、折旧、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劳动报酬只占一块。

爷爷的消费倾向是多少？产值10,000元，收入到手实物折合8,000，消费7,000——约87%。国家统计局的实测锚点也在这里：1978年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6.6元，消费倾向86.9%。挣八块花七块，不是因为他没有后顾之忧，而是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储蓄的余地，也几乎没有需要攒钱的市场。

父亲的钱包（2000年代）：年薪三万，消费率只剩25%

王建国进城了。他组装的iPod出厂产值60,000元，先要扣掉零部件等中间投入，余下的再分给工资、折旧、企业利润、政府税收。他的30,000元工资（劳动所得）只占产值一半——比起爷爷"产值的大头就是劳动所得"的账本，份额几乎腰斩。生产60,000元的产品，花15,000，存15,000，消费占产值的25%。

生活确实变好了，但蛋糕的切法也变了。把全国账本摊开看，居民部门拿到的"蛋糕"比别家小：

国家账本

中国

对照

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占GDP

62.3%

美国77.4%，德国76.0%

劳动报酬占比（口径校正后）

56.1%

样本均值58.0%

财产性收入占GDP

3.2%

美国9.8%，新兴经济体均值9.9%

分红收入占GDP

0.5%

样本均值4.8%

再分配调整后居民可用份额

67.8%

仍比新兴经济体均值低4.6个百分点

财产性收入一栏值得多看一眼：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靠存款利息撑着，分红收入只占GDP的0.5%，不到样本均值的九分之一。原因是居民持有的企业股权只有政府部门的五分之一，企业赚了钱习惯留在内部再投资而不是分红。2021年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23.5%，与居民储蓄基本持平，为样本国家最高。中国的高储蓄，一半存在企业账上，不在居民手里。企业利润不分红就变成投资，产能越滚越大，居民收入没有同步跟上——供需之间的裂口，就是这么来的。

但父亲不敢花钱，还有更直接的原因。他的三个基本支出项：看病——母亲住院押金2,000元，那时农村合作医疗还没有，全自费；养老——厂里说只干不养，退休回村，那时农村还没有养老金；上学——没户口，娃在城里上学要交借读费，高考还得回老家。

不是不想花，是不敢花——公共保障覆盖不到的地方，只能自己攒钱填满。

【名词卡】收入份额 = 居民可支配收入 ÷ 国内生产总值。蛋糕分给居民多少。预防性储蓄：养老、医疗、教育的保障弱，家庭只能多存钱自我保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中国所有收入层的储蓄率都高于别国——连最穷的一成家庭也在存钱。

户籍是这道防线上最硬的一栏：城镇常住人口中27%持农村户籍，控制家庭特征后，其储蓄率比城镇户籍居民高7.03个百分点、消费水平低31%。蔡昉测算，若农民工全部转为城镇户籍，每年可新增消费约2万亿元。

孙女的钱包（2025）：月薪是父亲的十倍，花钱还是不敢放手

王雨桐，一线城市白领，月薪25,000元——父亲当年的十倍。她的账本：房贷月供8,000元，房子拿走收入最大一块，2021年以来二手房价格累计跌幅-21%，家庭财富缩水，测算显示房价跌20%的财富冲击会让城镇家庭储蓄率再抬升0.45个百分点；8.8%，城市家庭私人医疗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接近美国的10%，约为韩国、加拿大的两倍。

三代人的消费倾向放在一起看：

爷爷·1978

父亲·2000年代

孙女·2025

消费倾向

约87%

50%

58.4%

花钱的绝对额一直在涨，比例却再没回到爷爷的时代。消费持续增长与消费倾向低迷，在同一家人的账本上同时成立。

谜底的全部内容，就是一个公式：

消费率 = 消费倾向 × 收入份额——不敢花 × 分得少，消费谜底的两个因子。

我国与国际均值相差13.2个百分点的消费率缺口，原因二八开：消费倾向（不敢花）解释10.8个百分点，占83.5%；收入分配（分得少）解释2.2个百分点，占16.5%。即使从可支配收入中扣除购房支出重新计算，消费倾向为68.6%，消费意愿的解释力仍高达77%，住房没有改写结论。

【名词卡】消费倾向 = 消费支出 ÷ 可支配收入。到手的钱敢花几成。倒U型关系：消费倾向 × 社会福利支出。若保障太弱，养老、医疗、教育全靠自己存；若保障太强，高税负反过来压住消费。中间区间的消费意愿最高——中国正位于曲线左侧。

为什么不敢花？三组证据互相印证。中国按收入十等分组的储蓄率全部高于别国同组，高出的幅度约10到40个百分点，最穷一组都靠借钱花，储蓄率都是负数，但别国穷人借钱比我们的都更多（见下图）；约240个地级市的面板显示，政府社保支出提高10%，五年后农村家庭储蓄率下降0.5个百分点，医疗支出提高10%下降0.8个百分点——保障每多接一寸，钱包就敢松开一寸。

另一条线索：李厂长的十台机器

王家的三代人消费越来越谨慎，他们的钱去了哪里？看另一条线索——李厂长的十台机器。

2005年，李厂长投资的第一台机器是"印钞机"；2015年，增加到第八台，勉强保本；2020年贷款买的第十台机器，常年在车间角落吃灰。

这不是李厂长一个人的误判。老李买机器的钱，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王建国的产值里切出来的；第十台是贷款买的——银行的钱，正是王建国们存进去的那一份。居民越不敢花，可贷资金越便宜，机器越堆越多。

【名词卡】黄金律（菲尔普斯，1961）：资本积累不是越多越好。存在一个让长期消费最大化的最优资本存量。越过它，多一台机器赚的钱不够养这台机器，继续积累反而压低长期消费。判断标准不是投资率高低，而是边际产出能否覆盖边际成本。

中国的边际产出已经越线：资本边际产出约9%，低于美国的12%和新兴市场平均的13%；资本产出比从1990年代的约2倍升到2023年的5倍以上。投资率冲高回落的剧本，所有成功的追赶者都走过：日本投资率从1970年代初的近40%降到2000年的26%，韩国从1991年的39%降到2002年的26%，泰国峰值同样约40%，随后回落企稳。

投资驱动增长的效果在2008年前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投资回报率往下走的时候继续堆投资，不再是储蓄未来，而是透支未来——钱变成过剩产能和债务，而不是居民收入。

于是全村的经济变成单轮驱动：企业利润留存 → 再投资 → 产能越滚越大 → 消费者少，机器吃灰、债台高筑。该换双轮了：企业利润分红 → 居民收入 → 敢消费 → 新投资有人买单。

倒U型：这个阶段，扩消费本身就是促增长

有人会说：发展中国家不依靠投资何以增长？严格实证已经回答：消费率与长期增长率是倒U型关系——太低，需求撑不起企业进入与创新，新增投资没有买单人；太高，又会挤掉储蓄和投资。中国还在山坡左侧，此时扩消费，本身就是促增长。陈斌开等2026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测算：中国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投资回报率上升0.65个百分点，总产出增速提高0.20个百分点，社会总福利提升46%。

投资与消费都只是人类行为的结果。真正决定增长绩效的，是让投资流向高效率的企业、让增长的成果流向居民部门的规则。

第一步，止血——先稳住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金融下行周期，家庭与地方政府同处去杠杆进程，财政政策需要顶上：消费补贴扩围、贷款展期与贴息、稳岗扩容。先把孙女的月供压力按住。

第二步，投资于人——让工资和分红跟上生产率。工资跟着生产率涨；提高国企分红、国资划转社保，居民经由社保体系间接持有国企股权，让分红转化为退休收入。成本收益的参照：将农村社会支出翻倍，财政成本约占GDP的1%，五年撬动相当于GDP1.8%的消费增量，储蓄率降1.1个百分点。

第三步，补保障缺口——稳定消费预期。社保扩覆盖、降负担、缩差距；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孩子在哪上学，医保就在哪报销；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保障每接住一个缺口，58.4%的消费倾向就向国际均值的73.9%靠近一分。别忘了时间：养老金支出将从2025年占GDP的5.4%升至2050年的约12%，保障的账越晚补，账单越贵。

提振消费的深层含义，不是劝说家庭打开钱包，而是重建消费与增长之间的传导机制，让国民收入的分配更多流向居民，让居民部门的消费意愿有坚实的保障支撑。

最后，把这个家庭的故事放进更长的时间尺度。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中国以一代人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历程。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称之为"压缩的现代性"：小农的家庭保障、工业社会的劳资关系、后工业社会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多个时代的任务与矛盾被压缩进同一时空，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同时到来。

王家三代人的钱包，正是这场压缩的微观影像：爷爷那一代，保障靠土地和儿子；父亲那一代，保障本应交给工厂和国家，结果两头都没接住；孙女这一代，收入是爷爷的几百倍，却依然在为看病、养老、上学攒钱。追赶阶段把资源压向投资端是理性选择，代价是保障体系、分配结构与消费能力的建设未能同步压缩完成。中国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时，就要同时应对其他国家在三万美元阶段才面对的养老与住房问题。

消费率缺口的解法，说到底是十七个字：工资涨一点，分红多一点，后顾之忧少一点。

产出端的差距压缩已经完成，消费端的差距，是下一个三十年必须主动压缩的距离。前半程的压缩靠的是举国投资；后半程只能靠制度——把切给居民的那块蛋糕做大，把居民不敢花的后顾之忧接住。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贡献正在于，可信度高，可预期的政策，才是提振消费的良药。切不可再打乱居民的预期，让信任度一减再减。

这是长期结构调整的方向，已经没有太多的窗口可以从容等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附：三代账本的数字出处

王老汉·1978（种地）：图中产值10,000元、劳动所得约8,000元、消费7,000元，为黄育川产值口径的示意数字，锚定的是比例而非名义金额。实测锚点：1978年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6.6元，消费倾向86.9%（国家统计局）。

王建国·2000年代（进城务工）：年薪30,000元、出厂产值60,000元、消费率25%，沿用黄育川《破解中国难题》（2017）书中的工厂例子——原文以产值一万对比年薪三万（"收入涨了两倍"）。实测锚点：30,000元年薪相当于2013年外出农民工年均收入水平；当年外出农民工月均生活消费不足千元，消费倾向约三分之一，比图中的50%更低（国家统计局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王雨桐·2025（写字楼白领）：月薪25,000元为"父亲十倍"的叙事设定，高于2024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月均约10,345元），代表一线城市中高薪白领；58.4%为2023年全国居民消费倾向（中金公司口径）。

主要数据与文献：黄文静、潘治东、张文朗《八问八答，透视居民消费率》（中金公司研究部，2026）；IMF《走向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2026年9月）；蔡昉《户籍制度改革的效应、方向和路径》（《经济研究》2023）；陈斌开等《消费和投资良性互动与长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26）；黄育川《破解中国难题》（2017）；国家统计局历年住户调查、农民工监测调查、资金流量表数据；Pettis（2013）；朱天、张军（2014）；于飞、郭凯（2025）；Helbling等（2026）；Xu和Zhang（2026）；张庆燮（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