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特务头目李士群权倾一时，为何却突然暴毙？

1943年9月6日，上海，一场看似普通的家宴，成了李士群人生中的最后一站。宴席上，他反复观察每一道菜，甚至只吃别人动过的饭菜。谁也没想到，这个靠谨慎活到高位的特务头子，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一场精心安排的毒杀。

李士群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汪伪政权一边。早年他出生于浙江，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母亲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后来，他进入上海大学，接触革命思想，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还曾被派往苏联学习。

回国后，李士群以记者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出色的记忆力，为组织搜集过不少情报。那时的他，精明、果断，也有一股敢闯敢拼的劲头，曾被视作颇有潜力的地下工作者。

转折发生在1932年。执行任务时，李士群被中统逮捕。面对审讯和刑讯，他最终选择了屈服，不仅交代所知情况，还转而进入中统系统。对一个地下工作人员来说，这一步意味着身份彻底改变，也意味着从此很难再回头。

为了掩盖变节事实，李士群与丁默邨等人继续在上海活动。此后，他因参与内部斗争入狱，直到南京沦陷后才重新获得自由。国民政府撤离前，曾试图让他留在南京担任潜伏人员，但李士群没有继续效力，而是选择投向日本方面。

1939年，汪精卫集团建立伪政权后，李士群主持的“七十六号”逐渐成为汪伪特工总部的重要力量。名义上的负责人是丁默邨，真正掌握行动、审讯和人事的，却是李士群。上海租界、南京及周边地区，许多抗日人员和地下工作者都遭到逮捕，七十六号因此臭名昭著。

李士群的手段很有特点。他熟悉地下组织的联络方式，也了解中统、军统的办事习惯，知道什么人容易暴露，什么线索值得追查。戴笠曾多次布置行动，试图除掉这个对手，但李士群长期躲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出行隐秘，身边又有大批警卫，刺杀始终难以成功。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李士群陷入绝境的，并不是军统的枪口，而是他与日本人的权力冲突。掌握七十六号后，他不再满足于替日本人办事，还开始插手经济和地方事务，利用永兴隆公司收购物资，从中牟利。由于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上海商界和地方官员纷纷避让，日本方面却担心这种局面失控。

日本人需要的是一个听命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坐大的合作者。李士群偏偏把自己经营成了地方强人，甚至在物资、治安和武器问题上屡屡违背日方意图。关于他曾向新四军输送武器的说法，史料并不完全一致，但日本特务机关对他的猜忌，确实不断加深。

1943年，李士群的靠山晴气庆胤被调离上海，新任日本方面负责人柴山兼四郎对他颇为不满。周佛海和丁默邨看准机会，开始寻找退路。两人一面与国民政府暗中接触，一面把李士群推到日本人的猜疑之中。周佛海提出，直接刺杀风险太大，不如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他。

熊剑东随后出面联络上海日本特高课人员。据相关记载，他在宴席间故意添油加醋，声称李士群曾轻视冈村适三。话传到冈村耳中后，原本就对李士群不满的日本特务更加恼怒。经过请示，日方决定采取秘密手段，避免李士群突然死亡引发汪伪内部震动。

于是，便有了那场家宴。

李士群接到邀请时已经有所警觉，曾设法推辞。可对方身份特殊，他不敢公开拒绝，只能带着戒心赴宴。席间，他盯着主人先吃哪道菜，自己再谨慎动筷。日本方面故意安排了一份只端给他的食物，李士群当场没有动。

“这是专门为贵客准备的。”主人解释道。

李士群没有回应，只是冷冷看着。后来，厨房又端出几份同样的食物，席间气氛才稍稍缓和。他见其他人吃下后没有异常，才放松戒备，跟着吃了下去。这个细节后来被许多回忆材料反复提及，但毒物究竟为何物，各种说法并不完全相同，不能把传闻当作绝对定论。

宴席结束时，李士群看上去并无异样。他乘车回到住处，甚至以为自己多疑了一场。数小时后，高烧、呕吐、腹泻接连出现，病情迅速恶化。家人将他送往医院，医生判断情况严重，却不敢贸然介入日本特务机关制造的案件。

关于李士群究竟死于何种毒物，后来的叙述有“细菌”“毒药”等不同版本；但他遭到日本方面秘密处理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多种资料共同指向。1943年9月，李士群在上海病亡，年仅三十七岁左右。一度控制七十六号、在汪伪政权中权势极重的人，就这样突然退出了政治舞台。

汪精卫集团没有公开追究。对他们而言，李士群既是打手，也是随时可能失控的危险人物。日本人扶植他，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日本人除掉他，同样是因为他的利用价值已经被权力和野心抵消。李士群死前苦心经营的地位，最终没有给他带来安全，反而成了日本人决定下手时最充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