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金融“三国杀”：票号、钱庄、银行，谁笑到最后？

文│欧玮瑜

开埠后的黄浦江畔，银元叮当，汇票穿梭，庄票流转；外国银行、山西票号、上海钱庄三股势力同台竞逐，赔款借款、股票标金、拆借贴现轮番登场。风潮一来，钱庄成排倒下；机遇一到，华资银行破土而出。旧格局未散，新格局已生，上海金融就在这纷繁复杂、多头多变中，演出一部跌宕起伏的近代金融大戏。

Part.1

“三股势力”同台唱戏

丽如银行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金融也从古代一脚跨进近代。可这近代舞台并不安静，反而矛盾交织、头绪纷繁。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主要活跃着三股金融势力：外国银行、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至于做消费信贷的典当，此时已不占主要地位。

1847年，上海的外国侨民才134人，英商丽如银行却已抢先设立分支机构。此后，英、法、德、日、俄等国银行纷纷跟进。到19世纪末，五国银行在上海设立过的分行大大小小共23家，其中14家已经退出。外国银行腰包鼓、办法新，还借着治外法权等特权，大做存放汇款，也承办本国财团对清政府的巨额政治借款，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占尽优势。它们常把多余资金拆给钱庄，钱庄虽与商人和商业联系密切，却本钱薄弱，越借越受制于外国银行。

山西票号则是另一番气象。鸦片战争前，它在上海还没有一家分号；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开出24家。票号以汇兑为主，兼营存放款，全国设点，与政府和官吏关系密切，闲钱也拆给钱庄。1894年到清末，各票号承汇各省、关公款达1.4亿多银两，其中汇往上海的就有9400多万两。票号与钱庄互相为用：票号余款拆给钱庄，钱庄扩大商业信贷；汇票、庄票一起上阵，异地商品交换不必搬运现金，就能完成清算结算。三股势力同台，但外国银行是当然的主角，钱庄受其制约，票号虽不像钱庄那样依赖外国银行，也难改大局。

Part.2

市场在钢丝上起舞

民国时期上海花旗银行

进入20世纪，剧情更刺激。清政府在侵略者武力胁迫下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两，按年分期支付。为经收赔款，除了19世纪已设的汇丰、德华、东方汇理、横滨正金、华俄道胜等银行外，1902年1月1日，美国花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替美国政府经理这笔中国赔款。

此前，为偿付甲午战争后的对日赔款，清政府还有“汇丰镑款”“瑞记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续借款”等外债。到武昌起义后的1911年11月20日，这些借款除已付本息外，余额仍有3939.3万英镑；自1911年11月起4个月内，应还本息共319.9万英镑。由于借款多以关税担保，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以保障借款为由，策划把海关关税收入交给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并让在上海的外国银行经理组成国际银行家委员会，监督海关岁入的保管和分配。1913年，善后借款2500万英镑又以盐税为担保。从此，中国两大中央税收的存储保管权落入外国债主之手。北洋政府财政拮据，想动用偿还后的关税、盐税余款，也得征得外国银行团同意，简直成了主宰中国财政的“太上皇”。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与此同时，上海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却热闹起来。1904年，西商在香港注册、以买卖外商企业股票为主的上海众业公所正式开业；1918年，以棉纱和证券交易为主的日商取引所开业；1920年上海华商物品证券交易所开业；1921年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以标金交易为主的金业公所也相继开拍。无形外汇市场在各外商银行柜台和经纪人公会中进行。再加上19世纪已形成的钱庄业同业拆借市场、内汇市场、无形白银市场，以及稍后出现的票据贴现市场，上海各类金融市场门类相当齐全，交易相当兴旺。

但市场越热闹，风浪也越凶。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爆发，大批钱庄倒闭，1911年开“红盘”时，上市钱庄从上一年的100家减为51家。1921年“信交风潮”又给一哄而起的信托公司和各类交易所以致命打击，风潮过后，100多家交易所仅存6家，10多家信托公司也只存2家。上海金融，真像在钢丝上跳舞。

Part.3

“新三强”改写版图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旧影

20世纪开始，华资银行以相当大的势头兴起。19世纪末，仅有1897年开业的中国通商银行一家；1905年到1911年，新开设的就有19家；辛亥革命后设立的更多。不过，华资银行的“黄金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稍后几年。中国民族工商业趁西方资本势力无暇东顾得到发展，华商银行也空前壮大：存款增加，贷款到期收回，利润倍增，资本积累迅速。商业银行中，遂有著名的“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及“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

战后西方资本势力卷土重来，进出口贸易顺差和逆差较小的局面又变，一些工商业重新陷入困境。但已有基础和信誉的商业银行仍继续发展。1925年“五卅”反帝革命斗争，又给华商银行带来新机。市民拒收英、日两国银行钞票，提取在英、日银行的存款。原来外国银行与华商银行之间款项往来的清算，总是前者收大于支；此时外商银行存款被提取，反而成了华商银行存款增加的一个因素。“南三行”和“北四行”七家银行的存款余额合计，1924年是1.4亿余元，经过1925年“五卅”运动，到1926年增加到2.4亿余元，增加近1亿元，增长67%，其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增加将近一倍。

四行储蓄会大楼旧影

有人欢喜有人愁。煊赫一时的山西票号，因与政府和官吏有关的放款不能收回，存款又大批被提取，周转不灵，发生集中性倒闭或清理停业，整个行业在无情的市场洪流中归于淘汰。

于是，代替以往三种势力的是新的三种势力：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外国在沪银行在20世纪最初20年中，以美国和日本银行新设最多；但论业务量，根深蒂固的英商汇丰和麦加利仍居第一、二位，美商花旗银行跃居第三。外国银行总体仍在扩张，可由于华商银行崛起，它们集中的社会货币资本相对有所缩小。钱庄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重又复兴，在商业社会中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华商银行势头仍旺，“南三行”业务蒸蒸日上，“北四行”在1920年到1921年间还实行部分联营，组成四行营业事务所，在准备库、储蓄会、信托、仓库等方面联合经营，气势十分兴盛。

据学者精密测算，到1925年，在沪三种金融势力所拥有的资金，与前一阶段相比已有新变化：外商银行约占36.7%，钱庄约占22.5%，本国银行已占40.8%。上海金融，从外国银行独大，走向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和钱庄“三分天下”的新格局。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