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只是“次要矛盾”，谁才是中国真正的敌人？毛主席早已看穿！

1937年3月，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讨论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任务时，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后来被反复引用，因为它把当时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一刀切成了两半。他说，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

把时间拨回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时候，决议里还没有明确规定这一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从1935年到1937年，毛主席花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反复论证这件事：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谁可以争取，谁必须提防。

1937年8月22日，洛川会议召开。这时候全面抗战刚刚爆发，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主席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

毛主席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说得很清楚：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一种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种是国民党单纯政府抗战。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

但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句最关键的话：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当时红军正要改编成国民革命军，要穿国民党的军服，戴国民党的帽徽，拿国民党的番号。很多人觉得国共合作了，就是一家人了。毛主席不这么看。他在洛川会议上同时讲了两件事：第一，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中日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第二，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警惕。

主要矛盾是日本，但蒋介石不是朋友。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判断。

洛川会议之后两年，事情起了变化。

蒋介石在这次会议前后说过一句话：“抗战到底的意义，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中日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召集太平洋会议；对共产党政策，目前是联共和防共，最后达到以三民主义溶化共产党的目的。”

这段话暴露了很多东西。第一，蒋介石的“抗战到底”，不是打到鸭绿江边，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第二，他寄希望于太平洋会议，寄希望于英美出面调停。第三，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溶化”，不是合作。

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也就是说，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集团一直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的壮大，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的影响下，明显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这时候，矛盾的主次关系变得复杂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八万余人的围攻。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牺牲。

事变发生之后，毛主席的反应很有分寸。

1月20日，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同一天，他发布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新四军军部。

1月22日，毛主席以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向国民党提出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史称“前十二条”，要求国民党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大局。

注意这份“前十二条”的名字，叫“善后办法”。不是断绝关系，不是宣布破裂，是“善后”。也就是说，在遭到如此重大的损失之后，毛主席仍然把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放在首位。但同时，他在军事上重新组建了新四军，在政治上发起了猛烈的反攻。

后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斗争时说过，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

这段话说的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六个字。蒋介石打了你一拳，你要还手，但不要还到把自己也搭进去。主要矛盾还在，次要矛盾还在次要的位置上，不能因为次要矛盾把主要矛盾搞乱了。

1939年2月2日，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发出号召：“自己动手。”

这个号召是怎么来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把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集中主要兵力疯狂“扫荡”“蚕食”和“清乡”，实行“三光”政策和“囚笼”政策，制造无人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处在了极度困难之中。

一边是日本人打你，一边是国民党困你。这就是当时根据地的处境。

到1941年，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经过两年多努力，开荒耕种30余万亩土地，年产粮900余万斤，被中共中央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从1939年到1943年，这几年是敌后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但就是在这几年里，共产党人住在简朴的窑洞里，睡在硬邦邦的土炕上，吃着粗糙的小米饭，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

蒋介石那边在干什么？1945年8月到10月，重庆谈判。谈判桌上，中共提出在国民党军队保留263个师的前提下，将人民武装编为48个师，蒋介石只给12个师。263比12，是22比1。

蒋介石的算盘很清楚：借整编之机，把人民军队压缩到最小，最好压缩没了。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告诫全党，要警惕由于革命的成功而在党内产生的不健康思想，要求党员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段话后来被概括为“两个务必”。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句口号，但它背后指向的是一个更根本的判断：敌人从外面变成里面了。

1949年之后，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是国民党。毛主席提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后来整理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

敌我矛盾用专政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办法解决，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

1951年秋，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一份报告。报告谈的是增产节约运动，但侧重点在于反映一种情况：党内产生的贪污腐化问题。报告列举了事实：沈阳市的部分单位揭发出有3600多人存在贪污问题。东北贸易部经过检举和坦白，存在赃款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这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家各项事业都很吃紧。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许多干部却骄奢淫逸。

1951年11月20日，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并附上批语：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这就是“三反”运动的起点，从1937年洛川会议上的“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警惕”，到1951年“三反”运动中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再到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把“谁是敌人”这个问题一步一步往里面推。

外面的敌人可以看清楚，可以谈，可以打，可以合作。里面的敌人看不见，摸不着，藏在组织里面，藏在制度里面，藏在人的心里面。

蒋介石在1939年五届五中全会上要“溶化”共产党。到1949年，国民党自己退到了台湾。1951年，共产党开始反自己的贪污腐化。这三件事放在一起看，大概就是毛主席关于“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这个问题，留给后人最直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