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办案多大程度依赖关系？

本文不评判律师承接、承办业务方式的多元化，也不评判解决问题能力的多元化。毕竟“也许、大概、可能”真的有人能够办得到。

1.

在承办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中，我经常被问到“有没有关系”，对此我的回答都是完全一致的：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个小律师。

我也建议所有青年同行都以这个回答作为最佳答案，不要期望通过明示或者暗示有关系来获得案件，否则一旦代理结果不满意，轻则可能面临投诉，重则可能被指控诈骗。

无论是客户投诉，还是客户报警，我都见到过案例（不是对我），而且情况还出奇的一致。

比如，据传，注意，是据传。首次扫黑除恶年间，某市律师行业传闻有这么个案子：A律师称自己有“通天”的关系，跟客户要了个百来万的“公关”费用，那个时候客户付费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加上也对这套逻辑深信不疑，于是给得也很爽快，毕竟马无夜草不肥，跑关系这种事情，你不掏点钱，说出来你自己都不信。

当然了，这钱也不能白给，当时A律师和客户的约定就是：事情办成了，我也不管你这钱到底是给的谁，你是送人也好，自己花了也好，甚至是如果你碰运气碰到了也好，这钱我也不会往回要，但是如果事儿没办成，不管你到底有没有找过“领导”，不管“领导”有没有使劲，反正一个钢蹦不剩，都要拿回来。

从立场上，我是反对这种操作的，但从商业逻辑来讲，我觉得这个约定是公平的：因为跑关系这事情你确实没有办法去检验，那只能纯看结果了，至于结果如何、是吃粥还是吃饭，就各凭本事。

后来，案子宣判了，代理结果不尽如人意（我很偶然地在同行群中看过这个判决书，确实不太像是“神秘力量”有起作用）。于是，客户找律师退费，说你工作确实是干了，我们也尊重劳动，律师费该多少就多少，但是给你的百来万“公关”费用，你总得给我退回来吧，毕竟之前约定好了，事情办成了才有钱，办不成就要一个钢蹦不剩的退回来。

结果这位A大状不愿意退。

当然，我猜测，这位律师很有可能是真的去跑关系了，有前期开销，所以不太愿意退钱。我跟同行吃饭聊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反而有点理解这位A大状，但是毕竟有约定在前，你以有前期开销为由不退，确实不地道。”

但是那位吃饭过程中一筷子抢了我红烧肉的同行说了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不排除这个A大状存有侥幸心态，觉得扛一扛，当事人会让步，到时候好歹还是给他再留个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然后退剩下的部分。毕竟有的当事人不太愿意跟律师关系闹得很僵，所以最后或多或少都会给律师留一点。

后面的事情大概就是：A大状和当事人来回磨了很长一段时间，据说A大状还很隐晦地说“你们的很多事情我都知道，不要把我逼得太狠了”，这话成了撕破脸的象征，毕竟扫黑除恶年间，铁拳专政的对象往往就是县城里的刀枪炮，A大状这句威胁唬不住人——当事人也不是吃素的，你不仁我也不义，于是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警察就来找律师核实，律师说：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我能帮忙找关系，我收的钱都是合理的法律服务费。什么？公关费？一百万？我不清楚，我不知道。

结果当事人反手就把面谈录音和通话录音摆上桌。

这时候律师就会非常被动：承认自己去跑了关系，则可能构成行贿罪，而且不仅自己可能构成犯罪，还会把领导拖下水。自认自己没有跑关系，或者没有能力跑关系，那就构成诈骗罪，都要丢律师资格。听说最后好像判了十来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大家觉得不是真的，那就应该是假的。

2.

很多客户（尤其是刑事案件中的嫌疑人家属）总想知道“关系在案件办理中有没有用”。

实际上，如果一个律师或者社会人员跟你说，他拥有足以左右案件结果的通天关系，那有90%的概率是骗子，站起来隔着桌子扇丫。

为什么说是90%？因为叶律师眼界有限，不排除真的有既有能力又高调又敢扛事儿的大哥，各位读者你们谁认识这种大哥麻烦牵个线，叶律师愿效牛马之劳。

但是，从逻辑来讲，如果真的有这种“手眼通天”且单子肥到敢怼不特定对象宣传自己手腕的高人，那我想开出的价格应该也很贵。毕竟你总不能指望一个能“左右案件结果”的高人，一个案子就跟我们律师一样收个十万八万吧，看不起谁？打发要饭子？你就拿这个去考验干部？

前几天我跟东莞的一位同行，一起办了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当时从东莞x看会见完后，我们沿着长长的楼梯往下走，边走边聊，聊到会见时嫌疑人跟我们说，某同仓仓友跟他说“有通天的关系”，让嫌疑人通过律师带话，把信传给外头的家属，让家属去联系有“通天关系”的高人。

我跟东莞同行一致认为：如果一个律师很轻易地就自称“自己有通天关系”，那么有60%的可能是口嗨，属于“我认识领导，领导不认识我”类型；有30%的可能是低质关系（比如点头之交，甚至只是微信点赞之交——“领导确实有数面之交，但是领导不晓得我是小张还是小章，领导不晓得我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就是这一种）；剩下10%可能真的有关系，只不过大概率轮不到你案子上。

如果一个律师跟你聊得更多的是审判尺度、执法口径、案件疑点和难点、办案单位工作流程和工作风格，那可能“确实有点东西”，但这种“东西”能不能改变结果，仍然要打个大问号。

毕竟，你谁啊？凭啥帮你啊？真有这能耐，谁差你那点啊？谁会冒丢掉20年退休金的风险啊。

等这长长的楼梯走完，我跟同行达成一个共识：真正有“通天关系”（假设真的存在所谓“通天关系”）的人，肯定会对“有关系”这件事情闭口不谈，绝对不会轻易让外人知道他背后有谁。

总的来说，如果你想要找有关系的人，让他动用关系去帮你办事，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随缘的事情，毕竟你完全没法去验证，你总不能找你的律师问“x律师，您说的关系到底是指谁？”，然后上粤政易去查岗位信息吧？

找关系，就像开盲盒，市面上大多数的盲盒都是屁盒的。

3.

那我不骗人，不害人，不就好了嘛。

不跟他们讲我有关系，我就认认真真办案，对得起自己。

很多年轻同行，包括早些时候的我，都是这么想的：穷则独善其身。

这里就要讲讲第三个故事。

曾经我有个师弟（无中生弟），跟某行业前辈合作办理一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案，当事人比较有付费能力，找了师弟之外，还找了一个大哥，合作分工是师弟负责处理技术层面的工作，大哥负责处理关系工作。

这个案子虽然没什么机会争取到无罪，但是数额方面的证据其实不太充足，好好做质证和法庭辩论，还是有机会把量刑打下来的。

结果大哥跟我这位师弟说：关系已经打点完毕，一定判三缓三，不要递交任何法律意见书，开庭的话，上庭也不要说太多话，速战速决。

于是，我这位师弟果真就没有交任何法律意见书，在庭审上也没有怎么发表意见。

开庭一个月后，宣判刑期超过三年。经常触犯《刑法》的朋友自然就知道，三年以下（包括三年）是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只要超过三年，无论是超过一年、一个月还是一天，都没有可能再适用缓刑了。

案件宣判后，这个师弟一度非常被动，找我来诉苦，我说这算是给你吃个教训吧，当事人请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展“正常的辩护工作”，结果你却轻易地听信别人说“有关系”，导致该做好的工作没有做好，如果当事人真的说你代理不尽责，你会非常被动。

为什么师弟会犯这种错误？归根到底在于，从潜意识中，师弟还是愿意相信“在庭审的世界里，关系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你总会去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东西，无论你喊口号说自己如何如何不信。

有的律师天天给当事人普及“关系都是骗子”，但真正自己接触了“疑似有关系”的人，还是容易被忽悠，说明很多人潜意识里面还是相信关系可以左右法庭结果。

4.

第四个故事，叫“律师跟检察官的恨海情天”。

有个案子，我一直发表无罪辩护意见。周二的时候，我接到检察院的电话，检察官让我第二天带嫌疑人（已取保）来检察院签材料。

取保候审的案件，检察院通知签材料，大概率是审查起诉已近尾声，内部对诉与不诉已经有了定论。

这个案子我一直做的是无罪辩护，自认为论述过程也算是比较扎实，但是我也知道现实中拿证据不足不起诉的难度比较大，大多数地区搞证据不足不诉都要过检委会，而且每年证据不足不诉还有指标，所以我内心想如果是酌定不诉我也能接受。

所以我猜测：检察官让律师一定要来，那估计是跟认罪认罚相关，如果真的是认罪认罚，就不存在证据不足不诉，顶多是酌定不诉，如果再差一点就可能是缓刑甚至实刑。但如果是实刑，检察官大可以在电话里就直接告诉我结果，但是检察官只说“到了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我跟嫌疑人去检察院，拿到的是证据不足不起诉，当事人很开心，我也很嗨皮。

后来回去，嫌疑人问我，如果是好结果，为啥检察官不直接跟律师说？毕竟结果如果是好的，就不存在“嫌疑人弃保潜逃”的可能。

对啊，检察官为啥不提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结果呢？

我推测：大概是因为检察官担心律师提前知道结果后，会跑去诓自己的当事人，说什么“检察官跟我说要起诉，你快给我拿钱，我去跑关系，帮你搞成不起诉”，最后结果本来就是个不起诉。这种情况据说现实中确实存在。

5.

那现实中，关系到底有没有用？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司法腐败。

但是实践中，在很多可左可右、可早可晚、可大可小的问题上面，确实又存在一些容易被关系所影响的空间。

比如，在犯罪情节相对轻微的案件中，是否给予缓刑有的时候完全取决于法官对于认罪态度和社会危害性的内心确认，这个就是“可左可右”。当然，实践中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法官为了避免廉政风险，即便给轻刑也不愿意给缓，你说他到底对不对，只能说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不得已而酌定从重”的情况不仅发生在法院，在认罪认罚制度刚刚推行时，就流传着一种说法：“给缓刑量刑建议容易引发廉政问责风险”，以至于检察官不敢随意给出缓刑。

比如，在侦查阶段如果能够获取到更多的案件信息，那么辩护律师能够开展的辩护工作就更有针对性。实践中，不同办案人员的性格、风格不同，有的人嘴巴紧，只字不提，你问不出个东西南北；有的人嘴巴松，只要打开话匣子，就能了解到很多信息；有的人城府深，让你知道的都是“他故意想让你知道的”。这种司法现象的多元化，有时候又不是一句“有没有违反纪律”能够涵盖的。但如果能够更早地了解到案件信息，而非等到审查起诉阅卷时才了解，必然会对辩护工作起到不小的助力。

比如，行政犯往往涉及到企业经营，而经营行为是一单接一单持续发生的，如果真的因经营行为涉及犯罪，那么打击面要怎么画，这里面确实容易出现不可明说的空间。再比如，实践中，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环节，往往存在选择性执法的情况，比如在税务领域，如果真的严格依照传统的“行为犯”理论来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那么90%的企业主都可能面临刑责风险，但问题是，风险巡查是否都会列为异常？列为异常是否都会移送稽查？稽查后是否都会移送经侦？这些都属于“可大可小”。

上面说的这三类，能不能办好、靠什么办好，关系与能力各占几成？说实话，也要打个问号。

所以，律师办案多大程度依赖关系？

[完]

叶东杭

主要业务领域：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税费争议诉讼、税务合规专项、税务稽查应对、投融资涉税法律服务

广东知恒（前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恒刑事中心数字经济与网络犯罪辩护部顾问，高校法学院证据法学课程校外导师。从业期间，主攻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经济犯罪辩护，撰写税务犯罪文章数十篇，每年经办大量刑事案件，拥有丰富的税务犯罪、信息网络犯罪辩护经验，曾办理多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件，涉及建设工程、成品油、制造业、财务咨询、出口贸易、自媒体行业。同时曾在经办的多个案件中取得不起诉、无强制措施释放、缓刑、胜诉、二审改判胜诉等成果及侦查阶段取保候审、不批捕取保候审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