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2名红军过天台，遭地方保安队层层拦截，战到最后仅剩14人

1935年5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战斗失败，方志敏、刘畴西等同志被捕，以后被反动派杀害。当时突围出来的一部分同志，遵照中央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治委员，向浙江南部进军，在浙江英勇地展开了游击战争。

老红军王荣恩，原籍江西莲花县，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来浙江，在浙西南、台州各地，同敌人进行了战斗。最后因病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在群众的掩护下留了下来，后住东阳县方前公社高丘大队（金华市磐安县方前镇），解放后，历任村农会主任、农业社长、生产大队长等职。

1982年，八十高龄的王荣恩向调查人员回忆了在浙南的战斗经历：

我们到这里来，是1935年10月间，当时这里的群众正在收蕃茹、玉米。我们部队来浙江以前，是驻在江西瑞金，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

我参加红军以后，打过很多仗，在福建省比较大的仗就有三次。一次国民党只二个团的兵力，我们把它全部消灭了，枪枝也全部拿过来了。第二次，敌人有二个师的兵力，我们把它打得落花流水，许多敌人跑不及，掉在水里淹死。

第三次，敌人用二个师兵力进攻我们，我们占领了周围的山头，四周都用机枪封锁住，敌人被弄得打不能打，跑又跑不掉，连伙夫也没跑掉，全部俘虏过来，

我们红军给他们饭吃，向他们宣布：愿当兵的留下当红军，不愿当兵的放你回去，每个人发给五元白洋做盘费。结果，一些人回去了，许多人留下当红军。

回到瑞金后，我们开了大会，分配我们三十五师到浙江来工作。到天台来时，我们共七十二个同志，我们是从永康过来的，在下寮住宿，第二天一早，经过方前，直奔街头镇。一路上，一边快速行军，一边开展宣传。

到方前时，有些群众害怕，向山上跑，我们就高声说：“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帮助老百姓的，你们不要怕！”现在方前街上还留着我们红军写的标语。

这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们就赶到街头镇了。因为我们事先摸清了情况，很快就逼近国民党保安队的驻地，敌人的哨兵发现我们想开枪还没来得及，就被我们的战士收拾掉了，住在里面的保安队员，枪挂在墙壁上还没有拿下来，就做了我们的俘虏。

我们每个战士都有武器，再多也太重了，所以只拿下他们的枪机和子弹，枪杆就不要了。

同时，有一部分同志冲进大地主曹六妹、曹九妹家，打开箱柜，把衣服、布匹等拿出来分给群众。并在曹九妹家里烧饭吃。

我当时是司务长，带着几个同志到街上买力士鞋、毛巾等生活用品。当时的店主人，知道我们缴了保安队的枪，分掉曹九妹家的东西，还以为我们要白拿他店里的东西，他把我们要买的东西拿出来，说：“你们拿去好了，不用付钱。”

我们就宣传红军的纪律，说明我们要打的是欺压老百姓的反动军队，分掉的是地主恶霸的东西。对于群众的东西，公买公卖，一针一线也不能白拿。店主听了又惊奇又高兴。

当我们刚买好东西，部队就集合行军了。当天到大屋基住宿。

那时反动派很猖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保安队就来拦截或者追击，我们只得连续作战。

我们到西坑时，分出七个同志，带着短枪，化装成老百姓到永康去迎接大部队。以后听说，这七个同志在饭店里吃饭时被敌人发现，全部牺牲了。

因为连续打仗，我们的部队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冲散了，最后，我们只留下十四个同志在一起，其他同志不知到哪里去了。

我们十四个人，领导也没有了，只有我作为领导。敌人继续在围剿我们，我们因地方不熟，只是在山里转。一天，我们转到毛竹央这个地方，住下来烧饭吃，我已病倒，饭也吃不下了。

我记得这一天是古历十月十一日。第二天早晨，同志们给我留下五元白洋，安排我在毛竹央沈德章家里养病，并说过几天来接我归队。

沈德章是个木匠师傅，身边无儿女，老两口住在山厂里，生活很苦。但他俩热心地照顾我，想办法买药给我吃。白天他做好玉米饼给我带着，躲在深山里，晚上回来住他家。

一天夜里，沈德章老婆说：“今天有两个人来买牛，说已买了十三头，还要买一头，问我有没有，我回说没有，他们就走了。”

沈德章一听，知道是那十三个同志来找我，着急地说：你这个女客人，真不懂事，那是放切字（说暗语），是十三个人已找到，再来这里找一个人，哪里是买牛。

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着急，但没有办法了，同志们已走，我一个人到哪里去找呢？只得仍旧在沈德章家里住下来，直到第二年正月，他家的藩薯、玉米也吃完了，生活更加困难。

那时，敌人围剿也放松了，经沈德章介绍，到小溪村王行千（富农）家里做牵牛（实是长工），在他家头尾四年，到第四年古历八月初一，又由沈德章介绍到高丘村，在这里成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