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李立凡：福柯、尼采与“创意批判谱系学”

【编者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是当代最为深刻有力的思想巨擘之一，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性史》等，形成了深邃广阔的思想脉络，深刻影响着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在福柯诞辰百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权力的眼睛·百年福柯”专题，特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专业学者，重读福柯，领略其思想魅力。

引言：困惑彷徨的人

今日，我们不断推进科技与物质的前沿，思想与心灵却似乎陷入低谷。从国际政治到家庭关系，从工作职权到个人内心，我们以为能相信的一切，好像都开始松动。真理与理想不再坚固，浪漫与美好也可能暗藏压迫；我们曾以为痛苦来自束缚，于是努力挣脱、追求“活出自己”，却又未必因此更快乐。世界似乎不再理想，也不再浪漫；但若只是苟活，我们又隐约觉得不对。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甚至连承认这一点都困难。然而，我们仍然还在想、还在追问：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这正是尼采与福柯在今日仍引起共鸣的原因。他们未必为现代人的困惑提供安慰性的答案，却似乎说中了某些根本问题。与其说他们发现了全新的事实，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尖锐的追问：我们怎么会以为世界以及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以为的那样？

尼采

这个问题牵涉到“真理”、“主体”与“权力”。尼采与福柯要追问的，不只是什么是真的，而是：我们衡量真假的标准从何而来？我们为何相信某些道德、知识与制度是自然、正确、不可怀疑的？又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接受这些标准，并在其中形成今天所谓的“自我”？他们称这种追问为“谱系学”。谱系学不是单纯寻找最初起源，而是揭示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价值与主体，如何在历史、偶然、斗争与权力关系中形成。要理解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为何对我们仍有意义，还得从他们所要回应的形而上学丛结说起。

“真理”丛结与“起源”问题下的主体

尼采与福柯所回应的，是西方思想史上一套悠久的“真理”想象。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常怀疑我们眼前所见只是表象，真正的“真”不在感官世界，而在表象背后稳定、永恒、不变的本质。柏拉图的理念论（ideas, forms）便是典型例子：世界上每张桌子都不一样，因此具体桌子都不是最真实的；真正使桌子成为桌子的，是“桌子”的理念。哲学的任务，就是穿透变动的表象，抵达不变的本质。

在柏拉图那里，最高的理念是“善”。它如同理念世界的太阳，是一切存在与价值的根源。人若要活得正确，就应摆脱感官与肉身的迷惑，以理性追求真、善、美，并让生命符合人的真正本质。这种思想也为后来的基督教提供了重要结构：最高根源从“善”转化为“上帝”，人应按神的形象与意旨而活，并期待从此世的缺陷中获得救赎。

即使到了近代，宗教权威逐渐衰退，这套结构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换了面貌。理性、科学、启蒙、主体，成为新的最高标准。人们相信，人若要真正成为人，就必须摆脱迷信与蒙蔽，依靠理性获得自主；科学则被理解为人类逐步认识自然、历史、社会与道德真相的累积过程。历史也因此常被想象成一条线性的进步道路：从愚昧走向启蒙，从束缚走向自由，从混乱走向理性秩序。

概括来说，这套形而上学传统通常有几个特征。第一，它相信表象背后有本质，而本质比表象更真实。第二，它相信真正的本质不是人为造作、偶然形成的，而是自然、绝对、必然的。第三，它相信世界与历史有某种根源原因与终极目的：万物从某个第一因而来，也朝某个应然目标前进。第四，它倾向于把历史理解为连续、线性、进步的过程。而从柏拉图到基督教以及启蒙运动，其形而上学思想都指导着，人在什么意义上是“主体”，而身为主体的人应该怎么活。

因此，知识与历史研究的任务，也常被理解为追问起源、揭示本质、说明目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真正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活、往哪里去？尼采与福柯在回应的，就是从对于世界的形而上学设想、对历史及历史学任务的派定，乃至对人作为主体该如何活，这一整套丛结。

福柯的思想处境：现代人之主体悖论

生于两次大战之间（1926年）的福柯，在1946年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本科时期，师从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学习哲学，并在哲学、心理学和现象学领域深受阿尔都塞及梅洛·庞蒂等人启发。1950年代早期阅读尼采，对福柯思想产生关键性影响。他的兴趣则一直在哲学与心理学、精神医学之间。这也反映在他于1961年答辩时递交的博士论文——《精神病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精神病史》和一篇对康德人类学思想的研究。这两个领域的交会，伴随着他毕生的学术工作。

福柯

福柯从幼年到青少年时期，见证了在惨烈的一战之后，欧洲又如何走向二战。他上大学之后，面对的正是支离破碎的战后欧洲。人、欧洲人，怎么变成这样？福柯发觉，当时欧洲的主流学科似乎都没有办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甚至体现出了现代性的严重悖论——人的矛盾地位。

一方面，人的主体解放被高举。启蒙运动的文化遗产因两次大战而濒临危机，黑格尔历史哲学虽然仍是主流，但也已经引起论战，尤其在快速崛起的马克思主义面前，显得几乎自顾不暇。福柯曾受共产主义强烈吸引，虽然后来选择远离，但这显示他注意到：我们不是那种自以为的主体，而受到某些非人的力量所宰制。

法国哲学当时的显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对福柯而言也不够满意。胡塞尔、海德格尔开启的思潮，经由萨特与梅洛·庞蒂在法国盛开。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虽然侧重不同，但都预设了人的主体性并以此为研究目标。现象学旨在系统性地研究人的主观经验与意识，存在主义强调人必须在没有形而上本质的世界负责自行建构价值与意义。人不再受理念或神或理性的内在原理所规范，而是在“人存在”此一本质中产生责任。如此，人类貌似已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并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与神学，甚至挑战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实证主义式理性观。但是，人作为意识与意义的主体，此一预设却没变。甚至，形而上学、基督教以及理性的神学貌似崩解，但结构仍在，并且是由“人”登上了神坛王座。这真是战后欧洲的出路吗？

同时，福柯注意到各种新兴人类科学及其发展：宏观如人口学、经济学、优生学、社会学包括犯罪社会学，微观如精神病学、心理学包括犯罪心理学。相对于哲学中将人作为“主体”（subject）取代了神与理性的尊位，在这些新兴的人类科学中，人却成为了一种可以甚至应该被观察、分析、分类、管理与规训的“臣民”（subject）。更不要说，二战之前，优生学等人类科学，才刚被包括纳粹在内的多方政权用于绝育乃至屠杀。于是根本的现代性悖论浮现：在现代性中，人竟然同时是得以解放的主体，又是被管控甚至杀戮的臣民。

福柯或许发现自己与尼采产生重要共鸣：也许，我们从来就不是主体。而当人继位为新的神，对神的批判也要转向对人的批判。要真正做到这点而不再制造相同的结构，我们就不能倚赖受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指导的历史研究，而需要一种几乎是在思想方式上完全逆转的批判性视角与方法——谱系学。

尼采：透过谱系来重估价值

尼采虽只在《论道德的谱系》书名明确使用“谱系”一词，但其他著作中亦可见到相似进路。若说形而上学式的历史观，是在变化的表象底下寻找恒常原理、真正起源与终极目标，那么尼采式谱系学则相反：它从我们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出发，追问它们的形成过程是否其实复杂、破碎、偶然，甚至可能与我们所以为的完全相反。

《悲剧的诞生》书封

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便已试图颠覆现代欧洲对古希腊文明的想象。古典希腊的生命力，并非单纯来自理性、秩序与明晰，而是来自两种力量的张力：日神阿波罗式的分殊成形与清明理性，以及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混沌一体与醉意狂喜。当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将理性高举为最高价值，并压抑酒神力量时，西方文明的生命力也开始受到削弱。尼采未必在重建严格的历史事实，而是在借古希腊反问现代欧洲：你们所崇拜的理性，是否也可能是一种病征？

到了《人性，太人性的》与《快乐的科学》，尼采的追问更明确地转向道德、知识与良心。他问：那些被我们视为高贵、纯洁、理性的事物，是否可能源于它们的反面？我们所谓的良心，是否也有一段由偏好、恐惧、习惯与权力关系构成的史前史？这些问题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达到高峰。尼采挑衅地猜想：我们以为源于理性与良知的道德，或许起初来自弱者对强者的怨恨。弱者无法承认自己的失败与无力，于是创造一套道德语言，把强者说成“恶”，把自己的无力说成“善”，甚至反过来迫使强者低头。同样地，人们也因无法忍受世界的残酷与人生的无意义，而创造神话、神学与道德，使痛苦看似有意义。这套意义体系并非只是安慰人，也可能把原本向外伸展的生命力量，转化成对自身的压抑与惩罚。

而现在，这整套体系带来了危险：连带一起被压抑的，是生命的创造力。尼采所谓“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 Wille zur Macht）亦与此相关。尼采怀疑，万事万物并没有固定本质。人也不是以灵魂、理性或先验主体为本质的存在，而是由多重力量拉扯、斗争、组织而成的暂时形态。我们以为稳固的“自我”，其实也是力量关系的产物。若任凭形而上学式道德禁欲价值观继续恶化，这种根本的创生力量也将缺氧坏死而永远丧失。

尼采的说法未必能被当作严格历史考证，甚至他本人可能也不自认为在传统意义上为“真”。他更是在提出一种诠释，用以松动西方长久以来的形而上学前提与本质主义信念。透过谱系学，他从另外一个极端逼问我们对价值和生命的态度：假如一切都没有永恒本质，假如任何价值或真理都没有绝对稳固的基础，但我们似乎确实需要创造价值与真理，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如何活下去？

福柯：人之将死与身体规训

福柯并不完全追随尼采，而是创意应用尼采的谱系学。若说尼采是在“上帝已死”的状况下，反问人要如何活、如何重省价值的本质，福柯则如他在《词与物》中所说，是在指出现代意义的“人”也可能逝去。他不再追问形而上学的真理或先验的人，而是将焦点投向与精神相对的另一端——身体。

《疯癫与文明》书封

从《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到关于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讨论及《性史》，福柯所谓“身体”并非自然给定、等待哲学发现其本质的东西，而是权力最具体的作用场所。既然形而上学宣称的本质都不是真理，那么关于人的某些科学与规范性主张，也可能成为分类、正常化与规训身体的技术（technique）。而现代社会并不只是用国王、法律、刑罚来统治人；它更细密地透过学校、军队、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工厂等制度，训练人的姿势、时间、动作、欲望与自我理解。人并非先有一个自由主体，然后偶然被制度限制；相反地，我们所谓“正常”“理性”“健康”“守法”“有用”的标准，往往正是在这些制度与知识的交织中被塑造出来，而我们按照这些标准来锻炼、规训自己的身体。

换言之，福柯把尼采对道德起源的追问，转向现代制度与知识的形成史。尼采问：我们今日奉为高贵的道德，是否可能来自怨恨、压抑与权力斗争？福柯则问：我们今日奉为进步的精神医学、刑罚制度、教育制度与人类科学，是否也并非单纯出于人道、理性与解放？它们或许可以减少残酷、提供照护、改善生活，但同时也建立了分类、监视、评量与矫正人的技术。现代权力不只禁止我们做什么，更会建构某种“正常人”的标准，并让我们主动按照这套标准看待自己。

假如尼采问的是：“上帝已死”之后，假如世界上永远没有任何形而上体系可以支撑我们的价值信念，我们要如何活下去？那么福柯在问的就是：假如人永远不可能是我们以为的人，我们以为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解放，都是一次又一次将人类规训成不同的模样，那我们还要怎么走下去？

这正是福柯创意转译并应用尼采之处。他并未单纯重复尼采的道德心理学，拓展权力意志学说。他是将谱系学应用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分析，去研究疯狂如何被医学与制度界定，罪犯如何被监狱与犯罪学塑造，性如何被知识与告解的机制不断说出、分类、管理。福柯的问题不是“真正的人性是什么”，而是：我们今天自以为自然的人性、正常与自我，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被制造出来的？

结语：谱系何止？

我们由此不难看出，为何尼采与福柯的谱系学研究带有重大争议。他们貌似陈述了历史过程，但在证据上却不容易经得起严格检验。而可确定的是，谱系学的核心关切，不在于传统意义的历史真相或神圣的起源与终点，而是具体的现在。它的目标甚至不是让我们能发现新的终极真理，而是让我们可以开创新观点、批判省思既有的知识秩序，发现那些并非绝对必要的观念与规范，并松动其背后的权力体系。这不只是针对他人，而更是针对自己：我们不能轻易以为我们所设想的道德、所谓的人，就是真正的、标准的人。如果我们滥用了系谱学，却轻易树立自己为新权威、新标准，那也失去了尼采与福柯的批判本意。

尼福二氏也都因他们的谱系学研究遭批评为虚无主义。但他们真的是虚无主义吗？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这个标签。假如我们说的虚无主义是认为世界上没有恒定的真理、没有绝对的道德规范，那么尼采与福柯或许可以算是虚无主义者。但假如我们指的是不仅否定永恒真理与道德规范，甚至否定一切真理且不必遵守任何道德，乃至主张暴力与控制都是合理且自然的，那么尼采与福柯则都不是虚无主义者。事实上，可以说他们恰恰是在对抗不负责任的虚无主义：假若人将自己建立道德价值的责任，推卸给理念或神，有意无意用理性或真理掩饰控制人的权力体系，误解价值之所以为价值并不是因为某些形而上本质，这可能才是更危险的虚无主义。

这恐怕便是尼采与福柯创意批判谱系学的积极意义：意识到权力体系之非自明、规范规律的非必然，才能去看见权力体系及相关秩序是如何形成与运作，进而开启探索机会，去考虑和试验，我们身为人、我们的社会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在上帝已死、人亦将死的时代，我们感到困惑彷徨。我们因为不再是主体而沮丧，那些我们以为能带来快乐的事物都不再生效。但真、善、美并不因此失去意义。相反地，创意批判谱系学提醒我们将它们从形而上学封印中解放出来，敦促我们重新想象：真理与价值，人之所以为人，不需要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可能从来都不曾有过。

我们不需要新偶像，我们的创意生命力也尚未坏死。毕竟，有个东西同样不需要形而上学为基础——希望。

参考文献与推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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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凡（莱顿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