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3年春天，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家医院里，一个女婴出生了。她的父亲刚从印度赶回纽约，赶到产房的时候，孩子已经落地。父亲给她取名“闻生”，取的是“闻父归而生”的意思。
这个女婴叫唐闻生。她的父亲唐明照是清华出身的老革命，母亲张希先是儿童教育领域的学者，两人都曾在南开中学求学，后来赴美留学。唐闻生九岁那年，一家人回到了北京。二十多年后，她站在了毛主席和周恩来身边，成为那个年代中国外交舞台上最常出现的英语翻译之一。
1952年，唐明照奉调回国，一家人回到了北京。九岁的唐闻生插班进了明明小学三年级。她错过了正常的开学时间，一开始只能在家自学，但进入学校之后很快就跟上了进度。后来她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再后来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5年，她从北外毕业，进入外交部，成了一名英语译员。
唐闻生进入外交部不久，就遇到了一个让她几乎站不稳的场合。
1966年7月，毛主席在武汉会见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外交部需要安排多语种翻译，英语组人手不够，唐闻生被临时推了上去。她当时刚工作没多久，毛主席说话带着很重的湖南口音，她担心自己听不懂。她连连推辞，问身边的人：“主席的话听不懂怎么办？”工作人员安慰她说现场有人协助，不要慌。
她后来回忆，第一次走进接见场合的时候，紧张得几乎站不稳。但真正开始工作之后，她还是完成了任务。翻译不是简单地把词语换成另一种语言，还要把握语气、分寸和政治含义，一次重要场合就足以改变一个译员的职业轨迹。
唐闻生在外交部的成长，跟一个人有直接关系。冀朝铸，周恩来身边跟了十七年的英语翻译。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周恩来让冀朝铸多次到北京外国语学院物色高级翻译人才。冀朝铸看中了唐闻生。她一口漂亮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让她顺利地从冀朝铸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周恩来对翻译的要求很严。有一次，周恩来问冀朝铸和唐闻生关于拉美国家的问题，两个人没有答上来。周恩来要他们回去好好看地图，以后还要“补考”。这件事唐闻生后来提过，她说周恩来的考问让她意识到，做外交翻译，光会语言不够，还得知道对方国家在什么地方，最近发生了什么。
他说唐闻生是“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基辛格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不会像他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不过这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
基辛格那句玩笑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用的词是“难对付”。在外交谈判的翻译席上，“难对付”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意味着这个翻译不会在措辞上让步，不会因为对方是基辛格就放松对每一个词的分寸把握。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唐闻生出现在翻译队伍中。尼克松后来称她为“我的‘中国之声’”。那几年，唐闻生几乎参加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从乒乓外交到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再到中美建交前的一系列秘密接触。
她的工作强度很大。中美关系解冻的那几年，各种级别的会谈密集进行，翻译人员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熟悉大量专业术语和政治表述。唐闻生后来在一次口译大会上说过一句话：“当翻译的脸皮要厚一点。”她说有一次给领导人翻译时，听不懂“木秀于林”这个词，她就悄悄问了，对方写在纸上，她一看就全明白了，也就能完满翻译了。
唐闻生一生没有结婚。这件事在她晚年被反复提起，各种说法都有。
年轻的时候，她母亲张希先问过她有没有中意的人。唐闻生回答得很干脆：“我现在的年纪，正是学习的时候，不想为儿女私情浪费太多时间。”张希先听了之后说：“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很高兴。”那几年，她在外交部的工作节奏确实容不下多少个人时间。中美关系解冻的那几年，她几乎每天都在翻译席上，从早到晚，一场接一场。
有老同事回忆，她不是没有遇到过心动的人。但外交翻译这个岗位的特殊性在于，一旦进入核心翻译团队，个人的时间和空间就会被压缩到很有限的程度。1971年到1976年，唐闻生和王海容几乎参加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与来访各国政要的所有会见。她后来担任过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中央委员会里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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