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刻板印象，深度剖析胡塞武装，与也门、伊朗和沙特究竟啥关系

理解胡塞，先得把时间拨回1962年。

此前，也门北部长期处在宰德派伊玛目政权影响下，1962年革命推翻伊玛目制度，建立共和国。

此后几十年，国家权力、军队、资源和地方政治网络不断重新分配，北部萨达等宰德派聚居区逐渐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

这里说的“宰德派”属于什叶派，但与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属于不同传统。宰德派内部也存在不同政治立场，胡塞只是其中一个政治军事组织。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萨达出现了宰德派复兴运动。

侯赛因·胡塞和他的家族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成为核心人物，他们建立“信仰青年”组织，通过宗教课程、夏令营和社会活动吸引年轻人。

背后的现实问题主要在于，当地人认为也门中央政府长期忽视萨达，经济机会少，公共服务差，而来自沙特的萨拉菲主义传教活动又在北部不断扩大，挤压了传统宰德派的社会空间。

所以，胡塞最初的政治动员并不等于“反沙特战争动员”，它先针对的是也门内部的权力结构。

侯赛因·胡塞本人还把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也门政府与美国合作等问题纳入自己的政治叙事，逐渐形成反美、反以色列和反政府的宣传体系。

2004年，局面彻底变了。

也门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政府试图逮捕侯赛因·胡塞，冲突爆发，侯赛因在战斗中死亡，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的矛盾至此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此后，胡塞运动由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接手。

2004年至2010年，也门政府与胡塞先后打了六轮战争。

这六场战争对胡塞的意义非常大，早期胡塞的武器水平很有限，主要依靠山地伏击、袭扰、简易爆炸装置和小股机动作战。

萨达的山地环境让政府军很难依靠传统的装甲、炮兵和空中力量彻底解决问题，长期战争又给胡塞留下了一批真正打过仗的基层指挥员。

2018年，美国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的研究称，胡塞在六轮萨达战争中逐步完成了从地方叛乱力量向更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转变。

更重要的是，政府军在战争中采取的大规模军事清剿，又不断扩大了胡塞的社会基础。

部分部落原本并不认同侯赛因·胡塞的政治主张，但当自己的村庄、土地和亲属卷入战争后，态度开始发生变化。

研究北也门社会结构的RAND报告指出，胡塞能够长期存活，靠的不只是宗教认同，还有家族、部落、地方社会和战争经历形成的关系网络。

胡塞武装与沙特边境发生交火，沙特空军和地面部队进入战场，帮助也门政府打击胡塞。

这次冲突给胡塞留下了一个重要经验：它面对的对手已经不只是也门中央政府，而是拥有空军、装甲力量和大量先进武器的地区强国。

胡塞也开始摸索怎样利用山地、隐蔽阵地和机动作战来对付技术优势明显的敌人。

2011年“阿拉伯之春”又给了胡塞一次机会。

萨利赫下台后，也门进入权力过渡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继续下降，胡塞参与了反萨利赫运动，同时趁着国家机器失灵扩大地盘。

2014年7月，也门政府取消燃油补贴，燃油价格大涨，引发民众、部落对萨利赫的大规模抗议。

胡塞把这件事变成政治动员的抓手，要求政府撤回涨价、打击腐败并进行政治改革。

与不得人心的萨利赫相比，许多部落随即倒向胡塞，胡塞武装也获得了进入国家军事体系的机会。

2014年9月，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那，2015年初又扣押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最终推动哈迪逃往亚丁。

从这里开始，胡塞已经不再只是萨达山区的一支武装。

它拿到了一个正规国家留下来的军火库、军队人员、行政机构和财政渠道，真正让这支武装发生质变的，也正是这一阶段。

查塔姆研究所对也门冲突经济的研究指出，夺取首都萨那以后，胡塞获得了国家机构和财政收入渠道，这些资源后来被用于维持战争机器。

在这里笔者举一个过去在小红书平台看到的例子（抱歉我找不到原贴了）：

由此可见，胡塞武装这个名字有些“迷惑性”，实际上它早已是一个非常正规的国家级政权组织。

那么，它怎么从山地武装变成一套拥有现代军事体系的地区性军事强“组织”呢？

胡塞军事力量的成长，靠的是几股力量长期叠加：多年战争训练、接管也门国家军事遗产、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技术帮助，以及后来形成的军工和组织体系。

六轮萨达战争留下了一批从基层打上来的胡塞指挥员，他们从二十多岁开始打仗，熟悉山地作战、伏击、渗透、伪装、情报搜集和基层动员。

后来胡塞控制萨那后，这批人又进入更大的军事体系，逐渐从地方指挥员变成军区、特种部队、导弹部队和情报机构负责人。

另一块基础来自也门原有国家军事体系。

2014年攻入萨那以后，胡塞获得大量也门政府武器，包括“飞毛腿”系列弹道导弹、OTR-21“圆点”战术弹道导弹、装甲车辆、火炮、防空武器以及大量轻武器。

这些装备本来属于国家军队，后来成为胡塞最早的远程打击家底。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指出，胡塞早期对沙特的远程打击，很大一部分依赖缴获或接管的也门政府库存。

但旧武器撑不起长期战争。

真正让胡塞进入现代远程火力时代的，是伊朗提供的技术、零部件、训练和武器体系。

2015年沙特发动军事干预后，胡塞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学习阶段。

沙特拥有先进战斗机、空中侦察、精确制导武器和多层防空系统，双方实力差距巨大。

于是胡塞把资源集中到一种更适合自身条件的战争方式：用导弹和无人机去打机场、油气设施、军事基地和交通节点。

2017年，胡塞开始使用“布尔坎-2H”弹道导弹攻击沙特纵深目标。

西点军校反恐中心2018年的研究指出，这种导弹与伊朗“奇亚姆-1”存在高度关联，部分导弹以拆分状态进入也门，再在当地完成组装——说明胡塞从此开始接触高科技武器的维护、组装、技术保障和生产流程。

无人机又是另一条路线。

胡塞大量使用“萨马德”系列无人机进行远程攻击。

相比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这类无人机成本低、体积小、可以分散部署，还能从不同地点发射。

伊朗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但胡塞也逐步把部分无人机的制造转移到也门境内。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研究给出的判断是，胡塞已经具备一定本地军工能力，尤其是在攻击无人机和部分火箭、弹道导弹部件方面。

也就是说，胡塞已经形成“外部获得核心技术、本地完成部分组装和生产”的模式，但当时距离完整的现代军工体系仍有差距。

2025年联合国专家组进一步指出，空袭虽然打击了一些武器储存和生产设施，但胡塞在当地积累的制造知识仍然存在。

这就涉及胡塞真正特殊的一点：它开始拥有“体系”。

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研究过胡塞的“圣战委员会”，这个机构承担的职能远超普通战场指挥部，把最高层军事决策、情报、安全、特种作战、军区协调等功能集中到一起。

导弹和无人机部队、海军力量、技术训练等所谓“质量部队”，都被纳入更高层的统一决策体系。

在地区层面，胡塞又保留了也门原有军区体系的一部分，把原国家军队的结构拿来重新使用。

由此，胡塞还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情报体系。

近年来胡塞越来越重视通信、情报、无人机侦察和战场监视，这让它的远程火力拥有了更完整的“发现—判断—打击”链条。

信息系统也被纳入战争机器，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研究发现，胡塞建立了电视、广播和社交媒体网络，宣传部门能够围绕军事行动统一制作和传播信息。

对胡塞而言，这套系统既服务内部动员，也服务外部威慑，让一次军事行动能够同时产生战场和舆论效果。

而这套信息系统的“代表作”就是中国网民也很熟悉的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

海上能力则是另一个变化。

胡塞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后，开始发展水雷、反舰导弹、无人水面艇、无人水下航行器和小型武装快艇。

2023年11月以后，它把这些能力用于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袭击。

地下设施也说明胡塞已经开始按照“长期战争”思路建设军力，国际战略研究所2024年通过卫星图像发现，胡塞在扩大地下军事设施，用于存放武器和保护关键能力。

在不断消化伊朗技术后，胡塞武装对伊朗的武器技术依赖越来越低，他们可以研发属于自己的无人机、导弹，甚至声称开发出了“高超音速导弹”。

所以，胡塞现在的军事体系不能只看成“拿着步枪的游击队”。

它已经叠加了军区体系、专业化指挥机构、导弹部队、无人机部队、海军力量、情报系统、后勤网络、武器组装和部分本地武器制造能力。

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甚至把这种变化概括为：胡塞在很短时间内从使用路边炸弹的叛乱组织，变成能够使用中程弹道导弹的军事力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沙特、美国和其他国家长期空袭后，胡塞依然能恢复远程打击能力。

只要人员、技术、生产、维修、运输和指挥体系还在，武器就可能重新补上。

联合国专家组2025年的判断也提到，胡塞的武器生产、研发能力在不断“迭代升级”，这让单纯依靠空袭压制其军工体系变得非常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谈谈胡塞与沙特的“故事”。

宗教矛盾确实存在，胡塞属于宰德派，沙特则是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但宗教只是矛盾的一层，甚至可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那一层。

沙特与也门之间有一条漫长的陆地边界。

边境两边长期存在部落、亲缘、贸易和人员往来，也门一旦出现中央政府失控，武装组织就可能沿边境活动。

对沙特而言，邻国出现一个装备导弹、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强大武装，本身就意味着边境安全压力长期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早在2015年就指出，沙特对胡塞最现实的担忧之一就是边境安全，而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

概括起来，沙特和也门政府关系一直不错，或者说长期奉行“亲沙特”政策。

如今，自己的“小弟”（笔者不喜欢这个词，但一时半会找不到一个词能替代）家里出事，无论是为了维系沙特在中东的声望（其它“小弟”都在看着），还是为了继续保住亲沙特的政府，沙特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更何况，由于也门内战，搅的沙特边境不得安宁——过去胡塞武装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还经常骚扰沙特边境，这更增添沙特入局的基础。

2011年之后，沙特支持也门政治过渡，希望建立一个自己能够沟通和施加影响的中央政府。

哈迪政府虽然力量有限，却得到沙特以及国际社会承认。2014年胡塞进入萨那以后，沙特在也门经营多年的政治网络迅速失去作用。

2015年3月，哈迪逃到亚丁后又前往沙特，并请求外部军事援助。

在上述问题的叠加之下，同年3月26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正式开始对胡塞目标实施空袭。

联合国相关资料确认，这次沙特联军军事介入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支持哈迪政府。

对沙特来说，问题还多了一层：伊朗。

早期胡塞与伊朗的关系相对有限，可是，2014年胡塞夺取萨那、2015年沙特军事介入之后，双方关系迅速加深。

伊朗开始提供更多武器、训练和技术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参与训练和军事顾问工作。

沙特看到的局面因此发生变化：原本一个也门北部地方武装，逐渐拥有了可以打击沙特纵深的导弹和无人机。

胡塞看到的局面同样发生变化：原本面对也门政府军，后来面对沙特空军和多国联军，双方都认为对方正在逼近自己的安全底线。

这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沙特认为自己必须压制胡塞，才能保证边境安全；胡塞认为自己必须增强远程打击能力，才能阻止沙特继续空袭和干涉。

沙特加大空袭，胡塞就加强导弹和无人机；胡塞加强跨境打击，沙特又增加拦截和空袭。

双方的军事行动互相证明了对方的判断。

2017年以后，这种循环越来越明显。

胡塞开始用弹道导弹攻击利雅得、吉达以及沙特南部目标，随后又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机场、军事设施和石油基础设施。

对沙特而言，最大的麻烦是——防守成本很高。

一架廉价无人机飞向机场或者油气设施，沙特可能需要动用昂贵的防空拦截弹。

胡塞只要让少量目标突破防线，就能迫使沙特继续投入更多雷达、拦截弹和战斗机。

沙特后来逐步认识到，依靠空袭很难把胡塞从也门北部彻底清除。

而沙特联军对胡塞武装无休止的打击也让胡塞武装愈发“吃不消”。

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大幅降低了大规模地面战斗强度，也给沙特和胡塞留下了谈判空间。

并且，胡塞提出的核心诉求从“推翻也门政府”转向更实际的战争条件：结束外部军事干预、解除经济和运输限制、解决公务员工资等问题，同时保住自身在也门政治和军事体系中的地位。

但这样的条件沙特显然还是很难接受。

首先是执政权方面，胡塞希望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和军事地位保留下来；沙特则希望看到一个能更倾向自己的也门政府。

其次是武装权。

胡塞把自己的武装力量看作谈判筹码和生存保障，沙特则很难接受一个独立于也门正规军之外的远程打击体系长期驻留在沙特南部边境附近。

再往后就是地区安全。

沙特需要判断，伊朗与胡塞的军事合作会走到什么程度。

至此，三层矛盾叠在一起，长期安全安排很难谈。

尽管此后在我们的斡旋下，随着伊朗和沙特关系改善，在近期沙特和也门的交火中，伊朗一直保持外交口径的克制，甚至向沙特方面提出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胡塞之间的问题。

但如同笔者前面所说，伊朗对胡塞的影响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在胡塞武装并未遭遇严重生存危机，沙特也不可能接受胡塞条件的的情况下，双方很难短期内进行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