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现在才后知后觉，当初炸死哈梅内伊，或许是很大的战略失误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联合空袭在德黑兰炸死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核心军政团队。内塔尼亚胡在电视上宣称这是“历史性胜利”。

八个月后，以色列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冷静的话：暗杀哈梅内伊，从国家长远利益看是一步错棋。

戈兰的反思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算计。他给出的理由很具体：一个年迈的、长期坐在椅子上的对手，对以色列而言反而是一种优势。

老头子精力有限，班底老化，决策趋于保守，更偏爱守成而非冒险。这种局面对以色列来说反而是省心的。你把他和他身边一屋子的军政高官一起铲除，空出的位置由谁补位，从一开始就没被认真权衡。

美以最大的误判，是把一个体制的韧性等同于一个人的生命。

伊朗的政教合一体制经过数十年运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链条。最高领袖固然是核心，但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革命卫队这些机构同样是支撑体系运转的支柱。

哈梅内伊遇袭身亡翌日，由总统、司法总监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组成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就宣告成立。

3月8日，88名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紧急推举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接任。革命卫队第一时间效忠。

整个权力交接在战时状态下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没有出现美以预期的内乱和分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伊朗问题专家格兰迈耶评价说，穆杰塔巴的任命向特朗普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轰炸和威胁并未带来如其所愿的政权更迭。

但补位上来的这个人，比他的父亲更难对付。

穆杰塔巴在空袭中腿部受伤，他的妻子、一名孩子、母亲、妹妹及妹夫都在同一次空袭中遇难。美国情报部门在战前就掌握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穆杰塔巴在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倾向远远超过他的父亲。

这意味着美以在按下按钮之前，就已经知道儿子比老子更激进，却仍然选择动手。

戈兰对此的批评很直接：内塔尼亚胡出于傲慢和为了保住政治地位，浪费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转而向美国兜售推翻伊朗政府的幻想，甚至连战后的收摊方案都没有准备。

伊朗社会内部的反应，也完全走向了美以预期的反面。

战前伊朗刚经历大规模抗议，以色列设想强硬派和改革派会内斗，民众会趁机起事。但空袭造成最高领袖死亡后，伊朗多地民众走上街头，高举国旗，高呼反美反以口号。

新华每日电讯的分析指出，美以军事行动持续激发伊朗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外部军事压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内部凝聚力。

原本主张与西方缓和关系的温和派在战时环境下被快速边缘化。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虽然是改革派出身，但在临时领导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人属于改革派，决策主导权牢牢掌握在强硬派手中。

以色列为此付出的代价，正在多个维度同时显现。

军事上，以色列陷入了“七线作战”的局面。加沙、约旦河西岸、伊朗、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七条战线同时拉扯。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公开表示兵力“濒临崩溃”，兵力缺口约为1.5万人，特拉维夫大学专家的估算则是2.5万到3万人。预备役人员被反复征召6到7次，疲劳持续累积。以色列政府已将预备役征召上限从28万人提高至40万人。

经济上，军费开支急剧飙升。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军事打击伊朗的前20天里，以军开支已达约64亿美元。

以国防部消息人士披露，日均军事开支约4.8亿至5.5亿美元，一个月的战事总开销可能超过129亿美元。2026年国防预算达到创纪录的1420亿新谢克尔，议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

武器消耗同样触目惊心。

用于拦截远程目标的“箭-3”拦截导弹库存已消耗约八成，国防工业的拦截导弹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以色列央行报告指出，战事带来的军事和民事成本已达650亿新谢克尔，这还不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上升和投资损失。

戈兰的公开发声，折射的是以色列社会内部正在加深的裂痕。

一部分强硬派依然坚信武力可以摆平一切，觉得只是打击不够彻底。另一部分人，包括亲历过战争的人，已经开始反思一味靠武力对外强硬是否真能换来国家安全。

以色列媒体《耶路撒冷邮报》的记者斯坦因观察到，以色列政治已经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旋转了十几年：比比或者不比比。选民在投票时“捏着鼻子”投给利库德，不是因为满意，而是因为没有足够信任其他选项。

10月27日的大选即将到来。

约70万首次投票的年轻选民将成为关键变量。一名即将开始三年兵役的18岁耶路撒冷青年对媒体表示，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没有带领国家走向正确方向，倾向于支持反对派候选人艾森科特。反对派五名政治人物已经签署了“互不攻击 pact”，试图在大选前维持团结。

武力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肉体，但消灭不了一个体制的运转逻辑，也消灭不了一个民族在外部压力下被激发出的凝聚力。以色列用一次战术上的斩首行动，换来了一个更强硬的对手、七条同时燃烧的战线、一个濒临崩溃的预备役体系，以及一场可能导致政权更迭的大选。

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