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头部补习老师，年薪8500万！补习行业，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肥自己

一个人补习，抬高分数。
一群人补习，抬高分数线。

“双减”之后，内地补习班迎来大退潮，新东方转头做起了电商。

但在中国香港，补习却是另一番景象：超七成学生在补课，地铁、商场随处可见补习老师的巨幅广告，头部老师甚至曾被开出8500万港元年薪。

同样是补课，为什么到了香港，能卷成一门百亿生意？

一、72%的孩子都在补，补习成了标配

香港青年协会2023年做过一项调查，在342名受访的中小学生中，96.7%曾经参加过补习，72.2%正在参加补习。

而且很多孩子不是因为成绩差才去。

有人想冲高分，有人提前学学校还没讲到的内容，有人专门练DSE答题技巧。

还有一种理由很多内地家长也很熟悉：别人都在补。

补习就这样从一个可选项，慢慢变成了某种“标配”。

香港补习班的价格也不便宜。普通小组课一节几百港币很正常，一对一再往上走。一个家庭同时给孩子补几门，一个月几千甚至上万港币，很快就花出去了。

但香港家长还是愿意交。因为到了DSE这一步，大家算的已经不是“一节课多少钱”，而是“多拿这一分值多少钱”。

二、补习天王：一个老师贡献公司四成收入

香港补习行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里的头部补习老师，是真的可以“出道”的。

老师会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拍宣传照、做海报、出讲义、录课程，有自己的学生粉丝。

每年DSE成绩出来以后，机构最重要的宣传素材之一，就是今年又出了多少个5、多少个高分考生。

早在十多年前，香港补习行业最疯狂的时候，就出现过机构开出数千万港元级别的年薪挖老师。

2015年，现代教育曾经在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公开以8500万港元年薪向遵理学校的明星导师林溢欣招手。

根据遵理当时披露的数字，从2013到2015年，林溢欣一人贡献了遵理43.6%、45.5%和40.5%的收入，接近全公司的一半。

传统学校里，一个老师面对几十个学生；到了大型补习社，一个热门老师可以同时面对几百甚至上千人。

一堂课有几百名学生，每个人交几百港币，一节课产生的收入就已经相当可观。

一个真正有号召力的老师，本身就是一门生意。

三、DSE的军备竞赛：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有用，但很多人不敢不补

说到底还是DSE，香港的大学入学考试。

2026年DSE共有58487人报名，约80%是学校考生，20%是自学生。

5.8万人考试，大概有1.6万人能达到香港八大的最低录取门槛。

但问题在于，香港的大学数量太少了。

尤其是想进港大、港中文、港科大，再盯着医学、法律、商科等热门专业，“有大学读”和“读到自己想去的学校、专业”，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香港家长很容易陷入一种状态：孩子本来成绩不错，但看到同学在补数学，怕被拉开；数学补了以后，又发现英文也有人提前准备；等到中五、中六，大家开始刷真题、学答题框架、报冲刺班，原本没准备补那么多的人，也坐不住了。

最后就变成了一场典型的军备竞赛。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补习特别有用，但很多人不敢不补。

四、补习行业的本质：抬高分数线，不创造新价值

把香港和内地的补习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

一个人补习，抬高分数。一群人补习，抬高分数线。

补习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产生多余的价值，因为好大学的学位就那么多，不会因为大家都补习了，就所有人都能上好大学。

补习也曾经挖空了不少家庭的储蓄。

但幸运的是，内地出手整顿，把补习上升到违法的程度。

香港信奉自由市场，补习行业在家长焦虑的背景下，愈发壮大，已经是百亿产业，补习老师年薪百万者众，年薪千万也不在少数。

补习费用已经成为有孩家庭的重担，香港老百姓更加不敢生娃了。

没娃了，补习行业也就失去了生源。补习行业，现在是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而肥自己，但最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五、补习最难消失的原因

把香港和内地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内地“双减”之后，最先消失的是那些大规模、标准化的学科培训班。

但家长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念头，并没有一起消失。

一对一、国际课程、竞赛、升学规划，以及这几年越来越热的DSE，都在接住其中一部分需求。

香港则走了另外一条路。补习班一直都在，明星老师继续招生，家长继续交钱，学生放学以后继续赶下一堂课。

看起来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最后却经常听到差不多的一句话：“别人都在补，我们不补行吗？”

这大概才是补习最难消失的原因。

不是家长真的喜欢给孩子塞满课程。而是谁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那个唯一没有准备的人。

当一个社会的教育竞争变成了军备竞赛，补习就成了所有人都逃不掉的囚徒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