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外国文学学科自主话语体系，研讨会在华东师大举办

“从比较文学到文明对话：中国外国文学学科自主话语体系的探索研讨会暨列夫·托尔斯泰学科史成果发布会”近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重庆出版社联合主办，译林出版社、《小说研究》编辑部协办，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东欧与现代斯拉夫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全国主要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青年学子，以及出版机构与媒体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发布了陈建华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近年完成的列夫·托尔斯泰四部学术史著作——《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学科卷）、《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史论卷）、《列夫·托尔斯泰学术史研究》和《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文集》；此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的《中俄文学关系十讲》（陈建华著）也一并展出。

华东师大副校长雷启立教授认为，此次揭幕的多部论著将列夫·托尔斯泰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也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与方法。

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罗岗教授以此为契机回顾了华东师范大学俄苏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钱谷融先生的文艺理论与现当代文学研究深具俄苏文学渊源，王智量先生主编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则从接受研究的维度叩问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俄苏文学研究始终深植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学科传统，深刻塑造了中文系几代学人的学术旨趣。

重庆出版社副总编辑刘向东认为，这批著作融学术史料与学理思考于一体，是构建中国外国文学自主话语体系的力作。

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表示，《中国“列夫·托尔斯泰学”学科史研究》首次以完整的学科史视野，结合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学术建制，呈现了中国托尔斯泰学从清末民初至今的百年图景，为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树立了新典范。

经典作家研究、中俄文学关系研究和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史研究，三者彼此发明，共同构成了陈建华教授学术研究的整体格局。上海外国语大学宋炳辉教授勾勒了这一学术格局，并将学术史梳理视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

下午的座谈会以“外国文学研究的途径与方法”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数智时代的方法论转型、中国文学世界化与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讨论，将关于“学术主体性”的讨论落实到具体的研究路径与方法之上。

聂珍钊教授以《自主知识建构与俄罗斯文学研究》为题，指出当前外国文学学科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简单的“工具更新”，而是知识合法性基础的动摇：传统研究范式建立在“人文学者作为唯一认知主体”的假设之上，数智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假设。当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研究领域，传统训诂、阐释、考证等手段在计算逻辑面前暴露出深层的抵牾。有鉴于此，人文学科应突破既有范式，以问题意识重构研究流程：先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再反向构建能够回应这些问题的技术工具。他认为，未来研究者应学会构建属于自己的智能代理，将研究方法转化为机器可识别、可执行的代码公式。这不仅关涉工具层面的革新，更是问题本身被重新定义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的发言题为《数智时代的思维转换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创新》。他将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归结为思维方式的转换，由此提出三个需要重新审视的命题：其一，文学不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生活本身、认识生活的一种方式；其二，文本应从封闭走向开放，其意义并非复原作者的“原意”，而应随时代变迁生发出新的解读；其三，文学文本意义阐释的权力应交还给读者，由追问作品的题旨转向阅读过程中的所思所感。

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的报告为《世界文学应该是个什么问题？——对莫拉蒂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在他看来，莫拉蒂“远读”实验室的成果以验证为主、少有创见，症结恰在于科学技术实践与文学研究理念之间的脱节。他强调，数智时代的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以具备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问题为先决条件。换言之，数字人文的合法性在于理论问题能否借助计算获得新的提出方式与解答路径。文学研究者与文学理论家应主动为数字人文提供问题库、引领研究方向，引导计算工具服务于理论问题。

宋炳辉教授以《AI时代的文学翻译与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为题，提出“强对应、弱对应”的文本分类框架，将研讨视野由文学研究延伸至文学翻译。他指出，信息、科技、法律类文本在源语与译语之间严密对应，属于“强对应”；文化、思想、文学文本难以实现跨语际实践的严格对等，属“弱对应”。引申至中国文学国际传播，他提炼了三个常被忽略的关键词——语对：翻译发生在某对具体语言之间，不同语对的文化距离与翻译难点各异，宏观翻译理论难以适用于所有语对；向度：中译外与外译中面临的文化跨度并不对称，中国文学国际传播过程中，英译中实践所得经验不能照搬；累积：特定语对、特定向度存在历史接受的沉淀，英语、法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积淀相对薄弱，传播策略须充分考虑其历史积淀的厚薄而有所区别。

北京大学张冰教授的发言《何以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化：中俄文学交流的启示》提供了一个反向观察的视角。从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出发，可以反向考察世界文学的构成问题。以莫言作品在俄罗斯的接受为例，她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只寄望于翻译质量或资助力度，世界文学场的接纳机制——国际文学奖、世界文学文化共同体——同样是关键变量。

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以《外国文学研究需要平和心态》为题反思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与挑战。他指出，海外汉学家与作家渴望阅读中国文学作品，但现实困境重重：译本质量参差、读者市场不成熟等问题导致海外所接触的往往并非中国文学精粹。中国文学世界化宜充分倚重以目标语为母语的译者参与，不以自我为中心单向输出，而以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为依归。

南京大学董晓教授以《究竟什么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为题，将讨论引向中国立场的内涵辨析。他指出，以研究外国文学服务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建构、回应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困境为指归，即是出于中国立场的研究。坚持中国立场与充分吸纳海外前沿学术研究并行不悖，以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的问题意识为立足点，引介海外学术的同时加以转化与回应，这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建构自身学术立场的必经之途。

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教授以《外国文学赋能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为题，探讨外国文学研究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路径。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致用之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正是中外文明互鉴的绝佳场域，可深入考察不同时代文明样态及其相互形塑的机制，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经验借鉴，推动中国文学与学术文化的国际传播。而国际传播须以深刻理解对象国的社会心理、民族精神为前提，研究理念与路径亦应分区域、分国别深耕。

浙江大学吴笛教授以《文学法律批评：范畴与动向》为题，指出“文学法律批评”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方向：法学界对“法律与文学”命题的研究颇具声势，文学学人则甚少介入其间。他此前已就狄更斯、司各特等英国作家的犯罪心理书写、法律伦理思想展开讨论，并认为俄国文学蕴含丰富的法律书写资源，值得深入研究——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为例，《罪与罚》书名本身即直指法律命题，《复活》则完整描写了沙俄审判制度与陪审员制度，对还原当时司法程序与历史语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类研究，仍有待后辈学者继续拓展。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建华教授的报告为《俄罗斯文学批评话语体系的扩容与正典的重构》。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批评应以体系扩容与正典重构两条路径突破既有文学史框架的限制，将列斯科夫等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影响深远、却长期为主流文学史叙述所忽视的作家重新纳入文学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倾力译介、研究当代俄罗斯文学，推动其经典化，为中国学界呈现俄罗斯文学版图的新景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教授的发言《走向自主深耕：论现代斯拉夫文论引介路径的更新》直指中国学界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追随式引介”：过去斯拉夫文论译介大多经由英文转译，遮蔽了世界文学理论的多声部形态。他主张立足自主深耕，回到原文本，方能贴近理论的原初生态；为此，引介须开展整体性研究，在梳理其理论关键词的同时，完成原典翻译与学术解读。与之相应，他希望将俄罗斯的“文学学”、德国的“文学科学”与章太炎的“文之学”彼此会通，探索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现代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