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文明的转向者：葡属印度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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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肆》

葡裔印度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那是数世纪前西方新兴海洋帝国与东方古老文明之间碰撞的结果。

2017年1月6日，应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邀请，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抵达新德里，开始了对印度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

在国事磋商之外，由于安东尼奥·科斯塔本身属于印度裔，他还作为贵宾，参加了于1月9日在班加罗尔举行的“海外印裔日”庆祝活动。访问期间的最后两天，葡萄牙总理还探访了位于果阿邦马尔高的祖宅。科斯塔总理的父系血统可追溯至果阿，他的父亲奥兰多·达·科斯塔曾在果阿度过整段少年时光。葡萄牙总理对媒体表示，对于这次寻根之旅，他有着“满溢的温情与强烈的个人动力”。而在为“海外印裔日”活动发表讲话之前，他说道：“我的演讲内容正基于我的果阿血统，对于这一血统，我感到骄傲。”

果阿海岸美景——帕洛伦海滩

安东尼奥·科斯塔是葡—印血统人群中的典型个体。在今日的葡萄牙，印裔人口大约为7万人，他们多数集中在里斯本与波尔图。而在印度西海岸的果阿、达曼、第乌等地，也有着为数众多的葡裔印度人繁衍生息。他们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那是数世纪前西方新兴海洋帝国与东方古老文明之间碰撞的结果。

▍ 征服者破浪来：葡属印度的构建

1498年，葡萄牙船队在航海家达·伽马的率领下，出现在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的海平线上。

1498年，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

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在数位勇于开拓的统治者推动下，葡萄牙王国进行了前赴后继的航海活动。从1415年开始，葡萄牙的航船劈波斩浪，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步步推进，绕过风暴肆虐的好望角，并最终随着达·伽马的这一次航行穿越印度洋，抵达了欧洲人心心念念的印度。

需要说明的是，葡萄牙人并不是最早抵达印度的欧洲人。早在古罗马时期，很多地中海商船就曾从红海进入印度洋，前往印度进行贸易。这类商业活动在欧洲中世纪时骤然减少，但并未断绝。一些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在这一阶段曾取道陆路抵达印度。

尽管如此，葡萄牙于1498年开辟新印度航路仍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是一条全新的路线，它全程取道大洋，不受陆上沿岸邦国的阻碍与盘剥，比之前任何路线都更便捷。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是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势力首次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与“印度文明”（这里指广义的印度文明，约略等同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文明，下同）构建起联系。这也意味着，这一联系远不会仅仅是昔日的商人来往那么简单。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葡萄牙通过实际行动证实了这一点。达·伽马的首次印度之行并不愉快，在经过与卡利卡特统治者萨摩林的冲突后，他率领船队回国，领取了开辟新航路的奖赏。随后的1502年，达·伽马奉命率领更庞大的船队卷土重来，在印度海岸大肆劫掠当地船只，控制了卡利卡特。

从1502年开始的20年里，攻取印度沿岸的港口据点成为葡萄牙的持续战略。1503年至1505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的弗兰西斯科·德·阿尔梅达先后于科钦和坎纳诺尔修筑要塞。随后，他的继任者阿方索·阿尔布凯克又在1510年攻克果阿，次年占领马六甲，1515年又攻下霍尔木兹。以这两位神勇而无情的印度总督的功业为基础，葡萄牙在印度洋地区四面出击，科伦坡、巴塞因、达曼、第乌先后被葡萄牙攻取。1530年，果阿正式被确立为葡属印度的首都。以这块航运通达的海滨沃土为中心，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建立起了海上帝国。为了构建葡属印度的版图，葡萄牙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的，武力征服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得益于欧洲战争科技的发展，葡萄牙战舰上装备了火炮，这让葡萄牙在倚仗小型船只御敌的印度当地海军力量面前占尽优势。例如，在1509年的第乌海战里，葡萄牙舰队依靠强大的火力，将卡利卡特、古吉拉特苏丹国和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组成的联合舰队打得落花流水。除了轰击战舰，火炮被用于轰击城市，在印度当地人心中散播威慑与恐慌，进而帮助葡萄牙人完成征服。例如，在1502年，达·伽马的舰队曾炮击卡利卡特，最终迫使萨摩林臣服。

现代第乌镇的大门入口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炮击战舰和攻城，达·伽马还有其他散布恐惧的武力手段。达·伽马曾在坎纳诺尔外海劫掠运粮船，砍下船上海员的手耳鼻，下令将这些器官送往萨摩林的宫殿，给萨摩林“做高级咖喱饭菜”。

总体来看，葡萄牙在征服印度半岛、获取权益这件事上，毫无保留地使用了武力作为重要手段。

在不少情形下，葡萄牙也通过与印度当地人合作来推进自己的征服事业。例如，在1503年的科钦和1505年的坎纳诺尔，葡萄牙在修建要塞之前都获取了当地统治者的准许。除与印度当地统治者合作外，葡萄牙人与印度底层个体的合作也不少。例如，阿尔布凯克进攻果阿之前，曾从一位名叫提摩亚的印度人处获得了提摩亚自愿提供的建议与情报。印度人的这类合作行为，不宜简单用“叛国”等概念来评价，在当时，印度民众恐怕无法洞知这些葡萄牙人的真实意图，印度也远没有孕育出具有近现代特征的国家。

确切来说，葡萄牙在印度的事业步步推进同时，南亚次大陆正处于邦国林立的政治状况中。16世纪初期，印度北部德里苏丹国的罗第王朝已经时日无多，无力再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对德干高原施加压力。在印度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巴赫马尼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而德干高原一带的其他几个苏丹国，则与信仰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进行着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这一时局态势，使得印度南部遍布着诸多由地方政治精英所掌控的小邦，他们各自占地为王，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葡萄牙人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从本地当权者之间的恩怨里渔利。例如，葡萄牙之所以能在1503年于科钦修建要塞，是因为科钦的拉贾乐于与葡萄牙人合作。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科钦的拉贾当时名义上的统治者为卡利卡特的萨摩林，科钦希望能借助葡萄牙的力量来获得比萨摩林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又如，1526年即位的古吉拉特苏丹巴哈杜尔·沙曾将第乌港牢牢把控在手中，并数次击退葡萄牙的攻势。但是，随着巴哈杜尔·沙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的战事吃紧，巴哈杜尔·沙转而投靠葡萄牙人，并在1535年允许葡萄牙在第乌修建要塞。引狼入室的巴哈杜尔·沙在之后的十余年里曾两次进攻第乌，希望夺回它，但都以失败告终。在1573年古吉拉特被莫卧儿帝国吞并后，葡萄牙仍牢牢将第乌掌控在手里。

巴哈杜尔·沙像，约绘于1670年

由此，在16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凭借迅猛无情的武力与见缝插针的合作，在印度南部沿海地区站稳了脚跟，构建起由港口据点所组成的葡属印度。而在这一扩张过程中所体现的葡萄牙人与当地人的“冲突—合作”关系特征，除了在上述的政治军事层面得以显现以外，也在葡属印度的经济、社会等其他侧面中显现出来。

▍ “国王的大海”：葡属印度的经济

随着葡萄牙人的抵达，印度洋上的经济图景开始改变。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当地的经济状况有自身明显的特征。

首先，从总体上看，在印度半岛的经济活动中，海上贸易所占的比重微小。不论是德里苏丹国或是莫卧儿帝国等大国，还是德干高原南部的各个小国，其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内地，例如农作物的贸易、道路通行税、过路费等，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往往与土地利益相关。这些陆上邦国的当权者对海洋贸易活动的概念都比较模糊，因此，他们并未将港口或海洋看作自己的利益所在——要知道， 莫卧儿帝国的开创者巴布尔一生从未见过大海，而伟大的莫卧儿皇帝阿克巴一世直到30岁后才第一次见到海洋。上述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葡属印度的“港口据点”式体系。葡萄牙之所以能在占领沿海地区的过程中未受到印度各大帝国的极力阻挠，与当时印度的政治特征有关。一方面，将土地视为核心利益的传统国度并不会对港口的外来者过分戒备，因为他们无法也无意从海洋获得好处。一个鲜明的例证是，莫卧儿皇帝每年会向葡萄牙索要船只通行证，但这与海洋商业毫无关系，其用途仅仅是为了让运输本国伊斯兰教朝圣者的船只免税。另一方面，葡萄牙在拥有强大海军的同时，其陆军力量十分单薄，这断绝了葡萄牙在占据沿海地区后进一步向印度内陆推进的可能性，因此葡萄牙也不会与内陆帝国产生巨大冲突。由此，印度内陆的土地经济特性确保了各大帝国与葡萄牙之间相安无事，葡萄牙得以放开手脚在沿海地区攫取利益。

正在驯象的阿克巴一世，绘于1609年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经济的第二个特征是：对于占比不大的海洋贸易而言，印度洋是真正的“公海”。印度主要的贸易中心有果阿与卡利卡特所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第乌等所在的坎贝湾。马拉巴尔的流转量较大，它是连接马六甲和亚丁、霍尔木兹等贸易区的重要中转站，商船从马六甲带来了印度尼西亚的丁香、肉蔻和中国的陶瓷、丝绸，在马拉巴尔中转后，将它们运往红海或阿拉伯海，并从那里带回欧洲的羊毛、波斯的地毯和非洲的金条。印度港口的海上贸易模式大致是，商路和海运由商人团体把持，当权者从关税和港口税中获利。总体而言，各个港口对海运商人都是开放的，商人们并不会被强迫前往某个港口进行贸易，他们可以在海岸线上自由选择贸易地点。

卡利卡特风貌，绘于16世纪

当时印度洋的海上贸易是相对开放的，虽然商业竞争残酷无情，但官方尚未对贸易进行强制管理，也没有哪一方势力曾为独霸印度洋付出过实质性的努力。因此，对于印度当地的海洋商人而言，此时的印度洋还属于具有“公海”特征的海域。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这一经济图景永远地改变了。葡萄牙人对印度洋有着坚定的利益诉求，他们在各大港口所修建的要塞和所设立的管理机构，都是为满足这些商业利益服务的。例如，葡属印度的头等商业利益来自香料贸易，葡萄牙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垄断印度至欧洲的香料生意。葡萄牙在各个港口颁布了森严的法令，内容皆是强调葡萄牙王室对香料贸易的专属权，对于违反法令的人所采取的惩罚都比较严重。

对于商业竞争对手，葡萄牙往往痛下杀手，例如在16世纪前10年里，葡萄牙持续摧毁了从卡利卡特前往红海的非葡萄牙国所有的香料运输船队，造成红海沿岸香料价格的一路飙升，从印度进货的威尼斯商人受到重创。

葡萄牙人还尝试用强制手段垄断印度洋上特定地点之间的航行，他们限制各航线上船只的航行频次，将船上的货仓空位高价售出，以此谋取巨额的利润。到后来，他们还将这些特定地点间的航线管理权作为福利分发给向葡萄牙表示顺从的傀儡统治者们。如果印度某位当权者与葡萄牙人打点好了关系，他将会得到油水——更多的航线。例如，马六甲的统治者手握十多条航线，他既可从航线中直接获得收入，又可充当包租公或二手商，将航线运营权出租或出售。

在完成对印度洋航线体系的构建与控制后，葡萄牙开始向任何在印度洋上从事贸易的非葡萄牙人收取税款，还规定各国的船只必须停靠在葡萄牙控制的港口，方便他们收税。

葡萄牙人绘制的马六甲海峡与马来半岛内陆的地图，伊曼纽尔·戈迪尼奥·德·埃雷迪亚绘

葡萄牙强大的岸防力量与舰队火力，自始至终为此类征税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有效保障。

在葡属印度的构建与沿革历史中虽然有过血与火的抗争，但从总体上看，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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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对印度洋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占有观念，来自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教皇认定印度洋属于葡萄牙。此后，葡萄牙笃定地认为，自己对印度洋有着无可置疑的占有权利。一些事例清楚地体现了葡萄牙人的这种心态，例如在1540年，葡萄牙曾勒令古吉拉特苏丹拆除要塞，因为葡萄牙认为，古吉拉特苏丹不应在“属于葡萄牙国王的大海”旁修建要塞。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昔日可供各国商船自由来往的印度洋不复存在，这片海洋成为了葡萄牙人控制的海。葡印双方“冲突—合作”的关系，在葡属印度经济领域也有着鲜明体现。决定着这一关系偏向“冲突”还是“合作”的最主要因素，是赤裸裸的商业利益。

葡萄牙和印度当地人之间发生的经济冲突，矛盾聚焦点正是葡萄牙对印度洋贸易的垄断。葡萄牙的这种垄断令早已习惯了旧时模式的印度商人无所适从。其中反应最为剧烈的，当属将香料贸易视为命脉的卡利卡特。

整个15世纪，卡利卡特一直是印度最大的香料中心，葡萄牙通过各种手段钳制了印度洋的香料航线，夺取了香料专营权，这无异于将曾经繁荣的卡利卡特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当科钦在成为葡萄牙的傀儡后日益繁荣，卡利卡特的萨摩林更是坐立不安。因此，萨摩林在16世纪曾多次组织针对葡萄牙的战事。当然，在葡萄牙不可逾越的海军优势面前，卡利卡特的这些反抗尝试多以失败告终。在16世纪后期，葡萄牙甚至将卡利卡特的船只视为海盗船，就算其中一些船只持有葡萄牙颁给的通行证，也难以逃脱惨遭击沉的命运。为了争夺海上利益，葡萄牙与卡利卡特剑拔弩张。

16世纪葡萄牙用于印度洋航行的主要船只类型，如卡特船、大型帆船、划桨帆船和轻快帆船等

不过，即使是正面的反抗也被证明属于徒劳，卡利卡特人只能在暗中采取其他应对策略。尽管葡萄牙在海上力量比较强大，但它无法进一步对印度内陆进行深入掌控，这就意味着葡萄牙对陆上香料商路鞭长莫及。因此，卡利卡特人开始倚仗陆路运输，将香料运往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然后转运至孟加拉，甚至长途运送至西亚或红海沿岸。对于此类从自己的垄断中溜走的生意，葡萄牙既气愤，又无可奈何。

利益的相左导致了经济的冲突，反之，共同的利益也将会带来经济的合作。将这一合作关系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是古吉拉特。对于葡萄牙的香料垄断，古吉拉特商人也很气愤，但他们没有因此与葡萄牙势不两立。古吉拉特与卡利卡特的不同点在于，香料贸易并不是它的全部利益来源。除了香料以外，古吉拉特布匹、硝石等产品的贸易量同样可观，葡萄牙并未对这些贸易设限。相反，葡萄牙还乐于维护这些贸易，因为这些贸易的壮大能为第乌港带来更多的税收。从古吉拉特的商人来说，葡萄牙通过垄断香料打击了卡利卡特的商人，这无疑也是一大快事。乘着这一东风，古吉拉特商人日渐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在16世纪慢慢取代了卡利卡特商人昔日在红海沿岸的地位。

综上所述，葡属印度的经济在整体上呈现着对印度洋海上贸易的垄断与控制，但这种控制并不是毫无死角的。对于印度当地的商人来说，葡属印度的漏洞使得他们具有一定的喘息机会。葡萄牙的这种控制并不是单向压榨，也伴随着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诸多合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葡萄牙在印度所构建的整个经济贸易体系，首次将印度洋大部及其沿岸港口纳入到同一个体系中。这个体系与之前印度洋经济世界所拥有的那种自发形成的旧体系不一样，它伴随着法令和舰炮保障下的垄断与掌控，穿插着与当地群体的协调共存。这一葡萄牙体系的构建，成为印度经济史的一个分水岭，持续了上千年的印度洋旧经济体系，由此出现了难以逆转的改变。

▍ 冲突与融合：葡属印度的宗教与社会

在葡属印度的经济贸易体系里，处在中枢地位的是作为首都的果阿。在葡萄牙人抵达之前，果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果阿处于印度西海岸的中部，正好位于诸个邦国相互斗争的夹缝中。15世纪下半叶，先后有三个不同的国家控制果阿。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后，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对果阿进行了持续稳定的建设，将这座港口建成为整个葡属印度的神经中枢:这里是葡萄牙王室所任命的印度总督的驻地，是葡属印度管辖体系中的重要据点。果阿所具有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葡萄牙对整个葡属印度所施加的持续影响力的聚合点，因此，它比其他任何曾与葡萄牙有过交集的地区更好地实现了葡萄牙与当地人的融合。这里的社会图景，更能呈现葡萄牙人与当地人相互往来融合的细节。

展现葡萄牙治下果阿地貌的古地图

葡萄牙人的扩张除了寻求经济利益外，还有不容忽视的宗教驱动力。作为曾经历过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运动的狂热天主教信徒，葡萄牙人将《圣经》和十字架一并带到了印度。一开始，信仰的不同给葡、印双方带来的矛盾并不激烈，葡萄牙的一位历史编纂者甚至提到，他发现古吉拉特的婆罗门对某位由三人组成的神明顶礼膜拜，觉得其相关教义与三位一体的神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过，这种和谐很快被葡萄牙人打破了。1534年，果阿被正式确立为教区。几年后，主教抵达果阿，主教座堂落成，葡萄牙人在印度开始了日益紧密的传教活动。从1540年开始，果阿和葡属印度其他地方原有的寺庙被大规模摧毁，越来越多的修道院建成。1560年，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力主之下，印度出现了异端裁判所。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位于果阿的异端裁判所审理了3800桩案件，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成为在异端裁判所里定罪的依据。在这种大力度的传教下，1600年时果阿城内2/3的人口成了基督徒。在整个印度，基督徒人数达到17.5万。

在印度街头骑行而过的葡萄牙贵族，绘于1596年

不过，这种高压的传教方式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进入18世纪后，随着葡萄牙在印度控制力量的日渐式微，基督教传教的力度也减弱了。葡萄牙人意识到，一味驱逐异教信徒并不现实。因为，即使狂热的基督徒宣称那些不归信者应该离开果阿，但真要这么办理的话，果阿城的日常运转都会瘫痪。由此，葡萄牙强硬的传教力度慢慢软化。这导致了一个后果，基督教在与其他宗教的共存中，逐渐与当地的社会习俗融合。较为明显的例证是，基督教即使宣称信徒平等，但在印度也没有办法跳出种姓的限制，当地信徒依旧保留着印度传统中森严的种姓分层。葡萄牙人也默认了这一点，在1585年葡属印度议会的选举中，明确有诸如“申请者需来自受人尊敬的良好家庭与种姓”这样的规定。英国作家毛姆曾在果阿遇到过一位牧师，毛姆对他的评价是：“尽管他背后是四百年的天主教，他心底仍然是个吠陀。”对于外来宗教与当地社会习俗相融合的原因，这位牧师的解答无比直白：“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首先是印度人。”

除了宗教与习俗外，另一种社会层面的融合是通婚。1750年跟随总督前往印度居住的总督夫人因为属于比较罕见的社会上层葡萄牙女子，留下了较为翔实的记载。阿尔布凯克曾经让葡萄牙士兵在当地娶“长相端庄”的穆斯林妇女，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也曾建议已婚葡萄牙男子在当地纳妾。葡萄牙男性选择和印度当地女性结婚，动机十分简单，因为没有多少葡萄牙女子愿意到葡属印度来居住，从底层士兵到上层总督都倾向于在当地选择女子组建家庭。

葡萄牙与印度通婚的成果，能从人口数据中得到体现。1524年，果阿城里有450户纯正血统的葡萄牙人；25年后，算上葡萄牙人和他们的葡印混血子女，果阿城里的葡萄牙人达到了1800户。随着通婚的日益普遍，葡属印度管理机构的官员们发现，接受他们遴选的求职者越来越难以满足昔日“纯葡萄牙人”这一准入标准了。在16世纪，一名官员就向国王抱怨道，在新聘用的7个职员里，“有4个是印葡人所生的，这一点使我大为震惊”。

综上，在宗教与社会领域，葡萄牙人在印度所经历的是一个磨合过程。在一开始，葡萄牙人作为外来者，与印度当地存在着诸多的冲突，甚至有些格格不入。葡萄牙人最初的应对是强硬的，诉诸武力的时候比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葡萄牙人在宗教与社会生活上与印度社会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双方慢慢比邻共存甚至通婚融合。经过三代的繁衍后，印葡人的后代长相已经与原住民相当接近了。

▍ 内外交困：葡属印度的衰落

从17世纪起，葡属印度在多重压力下逐渐走向衰退。

这一压力首先来自体系内部。在欧洲人眼里，果阿被视为葡萄牙海洋帝国的冠上明珠，“东方罗马”“东方巴比伦”“黄金果阿”等美称不绝于耳。但这些光鲜的名号无法掩盖葡萄牙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

葡萄牙曾尝试在果阿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并以此来管理整个葡属印度。但是，他们所建体系的弊端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出来。例如，这一体系的效率十分低下，一道从里斯本王庭下达的命令，需要花费至少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抵达果阿，而果阿当地行政机构的缓慢运作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低效。又如，在葡属印度的行政系统中，贪腐现象持续存在，官职买卖和公款私用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侵蚀着本就不太稳固的葡属印度的根基。

葡属印度所受的外部压力也不少，有些压力足以致命。这些压力，当然来自它的欧洲竞争者。17世纪上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羽翼丰满，葡萄牙在印度洋上面对蓬勃发展的荷兰，几无招架之力。此后，更为强大的英国人来了，他们拥有更出色的海上力量与更完备的管理体系，他们有能力深入到印度内陆，令曾经强大的陆上帝国臣服，从而在印度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殖民统治。

新入局的竞争者祭出了让葡萄牙难以抵御的一大撒手锏。以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强大金融实力为依托，荷兰与英国先后建立起东印度公司，全权管理本国在亚洲的商业利益。这些“国中之国”式的机构，比葡属印度体系更可靠更高效，它们保障了荷兰与英国在南亚的商业实力，也令葡萄牙此前在印度拥有的商业份额很快被削弱，所剩无几。果阿的海上贸易与陆上贸易之比，从16世纪末的15:1下降到17世纪初的12:1，很快又降到6:1。葡萄牙失去的海洋贸易份额，毫无疑问多数是被荷兰与英国夺走了。

166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战胜葡萄牙，夺取科钦

葡萄牙再也没有扭转这一衰退趋势，直到葡属印度的终结。

▍ 文明转向：葡属印度的遗产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印度具有鲜明的亚洲特征，与欧洲文明的联系不多，印度洋也是一片属于印度本地商人的海域。随着葡萄牙的介入，印度与欧洲的经济联系被正式构建起来，并最终成为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带动下的、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环。印度昔日的安宁被打破了，以葡萄牙为先导，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船与战舰先后抵达，在印度次大陆留下了各不相同但日益深刻的印记。从此，印度文明被纳入了一条由欧洲国家引导的发展轨道。

老果阿城的大门，顶部有达·伽马雕像

后来进入印度的欧洲竞争者应该感谢葡萄牙人。因为葡萄牙人在印度所构建的体系，是日后欧洲国家在印度进行商业和殖民的基础。有历史学家认为，葡属印度的意义在于它“为荷兰与英国的到来打开了缺口”。换言之，此后到印度寻求功业的其他欧洲国家，仅需在葡萄牙人所构建起的这个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进。虽然与荷兰、英国等欧洲殖民者在印度所构建起的商业殖民帝国相比，葡属印度的体系相形见绌，但它作为欧洲文明向印度文明施加影响的第一股力量，地位不容忽视。

在印度社会中，葡萄牙人留下了很多文化印记。葡萄牙语在印度一些区域被视为当地的日常语言，17—18世纪，葡萄牙语甚至是印度次大陆沿印度洋一带的通用语言。这一点，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法改变。不懂印度语的著名英国将领罗伯特·克莱武在给印度士兵下命令时，也只能选择说葡萄牙语。

在语言之外，葡萄牙在印度打下的宗教印记也难以磨灭，果阿的基督徒最终安然接受了葡萄牙影响下的生活。1961年年底，在印度军队毫无悬念地通过被称为“果阿战争”的军事行动夺回果阿、彻底终结葡属印度的统治后，果阿人甚至并没有感到“被解放”，在这里生活的基督徒对印度军队更是采取几乎不支持的态度。

葡属印度的历史是东西方文明的初次碰撞史，很多时候，它被概括为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殖民统治”这一概念，往往与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画等号，而实际上，虽然在葡属印度的构建与沿革历史中有过血与火的抗争，但从总体上看，葡萄牙人与印度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鉴于此，当葡印后人谈起那一段历史时，并不会掺杂着“被殖民者”所应有的那种仇恨。安东尼奥·科斯塔在“海外印裔日”大会上的演讲，就展示出了这种感情基调：“虽然我的父亲离开了果阿，但我们与印度的纽带、与自己起源之地的纽带，永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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