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被俘后见证红军长征

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围剿”红二、六军团。6月，萧克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鄂西宣恩县城，国民党武汉行辕电示国民党第41师中将师长张振汉率部从恩施来凤县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红军随即果断决定，由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主力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设伏打援。6月12日，国民党军两个旅作为先头部队向宣恩进发，张振汉率师部和少将旅长黄伯韬率领的直属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凌晨，国民党部队在湖北省咸丰、来凤、宣恩三县交界的忠堡镇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军分割成几段，41师师部电台被毁，张振汉头部和身上中弹负伤被俘，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红军取得忠堡大捷，俘获张振汉师长以下2000多人。随后，这位国民党中将跟随红军长征，直到陕北，他参加了长征、见证了长征，自身也得到了彻底改造。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文谨从张振汉的故事切入长征历史，从不同角度体会长征精神。

为什么不杀张振汉：统战政策重新确立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在江西“围剿”红军的张辉瓒被俘后处死了，张振汉自认是必死无疑。谁知道，贺龙却说：“此人不杀，暂时留下来，先给他治疗吧。”

后来，萧克解释了为什么不杀张振汉的原因。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采访萧克将军的文章《统一战线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文中记述了萧克将军的话：“1935年6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我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悟。”萧克在为《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昆仑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所作的序言《难忘的记忆》中也写道：“过去，我们做过一些蠢事，在一贯优待俘虏政策之下却排除高级军官，像张辉瓒这样的知名人物就杀了。随着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步步进逼，我们的认识起了变化，后来这一类人我们就不杀了。国民党41师的中将师长张振汉我们就没有杀。”（《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也仍然得到了实施。据薄复礼记载，“俘虏的选择完全在自己，如果不愿意参加红军，即能有机会遣返回家，而且离开时还会发三块钱路费等的好事。张（振汉）和孙（一位孙少校）曾被叫去给士兵讲话，动员他们参加红军。这些办法的确很吸引人，很多士兵由此加入了红军队伍。”（《一个西方传教士长征亲历记》第60页）统战政策也非常成功，在统战政策的教育感召下，张振汉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红军不仅没有杀张振汉，还给了他出乎意料的一系列礼遇。那时候红军严重缺乏药品，但军医却用贵重药物给他治伤。在饮食上，给张振汉的待遇超过了红军战士。对此薄复礼也作了记载。“有一天，张获准买了羊肉，他设法煮熟了，邀请我去吃晚饭，这顿美味的晚餐，不由得让我沉湎于将来的幻想之中。几天后，红军给张供应了加糖的米粥，当知道我没有时，他送来一大碗给我，使我深为感动。”（《一个西方传教士长征亲历记》第82页）薄复礼还记载他向红军首长提出给和他一起被扣留的海曼神父像张将军一样的待遇，也给配一个勤务兵，这样就有人给他水喝，能给他烤火，有人给他铺稻草。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因为张振汉的待遇是特殊的。

在翻越玉龙雪山时，张振汉骑的骡子突然滑向雪谷，他被摔到谷底昏迷了。战士们立刻组成人绳，一个接一个延伸到谷底，把他拉了出来。此后，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张振汉走出雪山。后来张振汉向他的儿子张天佑描述当时的情景：“过雪山时，好几个红军战士为了把我抬出去牺牲了，我曾经是他们的敌人，杀死了很多他们的兄弟，他们却拿命救我，这份恩情，你不要忘记。”（参阅张天佑：《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炎黄春秋》2006年第12期）

更让张振汉没有想到的是，红军还请张振汉担任湘鄂川黔边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在张振汉的儿子张天佑等撰写的《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记叙了贺龙亲自邀请张振汉担任萧克任校长的红军大学教员的情景，当时萧克也亲自找他谈心，“我们的战士不能总是拿着红缨枪和大刀去打仗，现在我们就算缴获了大炮也不会使用。”张振汉讲课时，萧克、王震、关向应等红军将领都去听了。后来萧克说：“张振汉是红军大学高级班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第62页）薄复礼也有类似记载：红军学校“有两个教官最为出色，一个是张将军，另一个是红军的一个尉官。”（《一个西方传教士长征亲历记》第86页）。

实际上，张振汉已经被红军领导人看作是自己人，他参加了红二军团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贺龙、任弼时、萧克请他为红军转移路线发表意见。张振汉在与红军交战多年中，对双方的兵力布防、相邻部队关系以及湘鄂川黔一带地理环境十分熟悉，所以他大胆提出建议，他的意见常常与贺龙等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根据张振汉提供的国民党军布防情况，红二军团的长征走出了与红一方面军不同的路线。

时任红二军团第16师师长、后来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周仁杰在其回忆录《从井冈走来》（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讲述了张振汉为红军架浮桥的故事。这本书有一节题目是《顺岩河急流架桥》，其中记载：1936年1月29日，红军到达贵州清水江支流顺岩河边，准备架桥过河，因为缺乏经验，多名红军战士被急流卷入水底，大家一筹莫展。刚好军团政委王震带着张振汉来到河边，而恰好张振汉在西北军当过工兵营长，马上指导红军战士架起了浮桥。周仁杰将军在1985年还曾回到当年渡过顺岩河的地方，十分感激张振汉对红军的帮助，感叹红二军团领导统战政策的成功。统战政策正是红军通向胜利之路的一座桥梁。

张振汉夫妇为红军提供了多种物资的帮助

红军不杀张振汉，还有更迫切的现实需要。萧克文章中解释了当时红军扣留外国传教士的理由。在俘虏张振汉之前，红六军团在贵州黄平县旧州镇的一个教堂扣留了瑞士传教士薄复礼和澳大利亚传教士海曼，因为“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就这样，薄复礼留了下来。”“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萧克：《难忘的记忆》，《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中国画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其实，“赎金”一词可以用“保释金”来替代，因为事实上对这些人的处理明显具有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的性质。很明显，连外国传教士都可以提供药品或经费，国民党高官当然也可以。

事实上，张振汉跟随红军长征后不久，即写信给当时住在汉口的妻子邓觉先，在报平安的同时，也根据红军首长的要求，提出了提供药品和经费的要求。在《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一书中，张天佑说：“曾经有朋友对我说：‘贺龙他们之所以不杀张振汉，和留着薄复礼一样，是要勒索赎金罢了。’我说，这两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同。红军留下我的父亲，金钱物资不是主要目的，是真诚地争取和团结他。父亲让母亲千方百计送来财物，也是真心为了支援红军。”

邓觉先按照丈夫信中的要求，先后三次安排输送了药品等等物资。这一点在薄复礼撰写的《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一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写到薄复礼向红军中的一位“法官”（红六军团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提出恳求，说他的朋友贝克尔收到他的求助信之后已经尽力了：“我绝望地看着法官，低声说：‘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送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薄复礼：《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转引自张天佑等：《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群众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薄复礼的记载证明，红军留下张振汉确实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后来，邓觉先到延安看望张振汉，贺龙和萧克见到邓觉先时都对她表示感谢，萧克说：“嫂子送来的药品，救了不少红军战士啊！”（张天佑等：《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第107页）

军事需要的物资当然不止药品。张天佑书中记载，当时邓觉先根据张振汉来信所列清单，所采购的物品包括盘尼西林、望远镜、夜光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等。张天佑写道：“我大舅邓仲林比我母亲小四岁，那时十六岁。他回忆说，我母亲买来这些东西，在运出去之前只能藏在家里，他看来很稀奇，在身上挂了好几个望远镜，衣兜里揣了好几支自来水笔。”当然，邓觉先在武汉买到这些东西还不算什么的，最难的是把它们运送到红军手里。

1934年，张振汉和邓觉先在汉口
不仅红军正在国民党围追堵截之中，很难在一个地方停留，给红军运送物资，还得善于“追踪”，尤其是从武汉到红军所在地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薄复礼书中记载了他的朋友贝克尔收到薄复礼求救信后几次派人携带钱物去寻找红军，结果不是找不到红军，就是途中被土匪抢劫甚至被杀害，真正帮助贝克尔完成解救薄复礼任务的丁先生，实际上是红军派去的联系人。帮助邓觉先运送物资的，是张振汉的一位族兄，此人不仅很有两肋插刀的侠气，而且颇有行走江湖的神通，而邓觉先为人大气爽快，也是这位族兄愿意鼎力相助的原因。而邓觉先办成这样的大事时年仅20岁，也难怪贺龙在延安见到邓觉先时也对她赞不绝口，称她是“湘女豪杰，又漂亮又能干。”（张天佑等：《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第107页）

红军长征见证者完成了自身救赎

张振汉被红军俘虏这件事，对他的妻子邓觉先来说是坏事，却也验证了她对丈夫的坚贞爱情。张振汉妻子邓觉先是长沙人，1933年他们在汉口结婚。在张振汉被俘生死不明之际，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艳羡她的美貌，想要她改嫁，亲朋好友也有劝她不要再痴等张振汉了，邓觉先坚决拒绝。后来终于等到了张振汉的亲笔信，邓觉先惊喜万分。为了丈夫的安全，她及时按信中要求购买并运送物资给红军，后来张振汉随红军到延安以后，邓觉先更孤身冒险到延安，上演了千里寻夫的传奇故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张振汉来到延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将军，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接见张振汉，让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周恩来也非常很关心张振汉的个人生活，提出把他的妻子邓觉先接到延安。邓觉先来了，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同丈夫聚首。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邓觉先能够完成只身赴延安之举只能说是爱情的奇迹。最重要的是，邓觉先到看到身体和精神都很好的丈夫，又受到共产党和红军首长真诚的款待，心境和情感都产生了巨大变化。这段经历对邓觉先日后几十年的信念、生活和工作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实际上，邓觉先看到，亲身经历长征之后，张振汉已经不再是国民党将军，而变成了另一个人。张振汉已经脱胎换骨，他和红军生活在一起，从衣着打扮来看和红军没有什么不同，他的思想和精神也已经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萧克后来曾经对张天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就此而言，张振汉思想和心灵的洗礼和传教士薄复礼是颇为相似的。薄复礼跟随红军到达云南富民县的时候被释放了，临行前萧克专门安排了告别宴。当时萧克没有说出来，实际上他对薄复礼是非常感激的。在旧州扣留薄复礼的时候，萧克在旧州教堂得到了一幅法文版的贵州地图，萧克请薄复礼翻译成汉语，当时薄复礼口译、萧克笔录，两个人忙了大半夜，才完成翻译工作。工作中两个人配合默契，谈笑风生，所以萧克对薄复礼印象很好。重要的是，这幅地图在红二军团转战贵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以至于1984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为撰写其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来中国采访萧克的时候，萧克还专门谈了薄复礼的帮助，还请索尔兹伯里如果能见到他代致问候，并经索尔兹伯里的找寻终于在时隔50年之后，萧克和薄复礼重新建立通信联系。

在告别宴上，出席作陪的王震将军的一番话让薄复礼印象极为深刻。王震说：“当你向报纸介绍我们时，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帮助穷人，而不像一些人诽谤的那样是普通土匪。”因为王震所说的是事实，所以薄复礼正是这样做的，他出版的《神灵之手》（中文译本取题为《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可以说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王震对他的要求。尤其是，薄复礼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写作的，他所写的是他最真实的感受。他在总结跟随红军18个月的体会时说：“我一个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愿年轻的基督徒能像红军那样遍布贵州的山山水水、遍及中国，并以红军那种简练而有效的方法，使人们丢弃幻想，皈依基督。”（《一个西方传教士的长征亲历记》，第149页）薄复礼这番话显示，他没有为被扣留而经历困苦而伤感，而为这一经历中的获得而感到幸运，他找到了救苦救难的办法。他的意思其实是：红军通过长征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完成了给人们带来福音的使命，只是人们不是“皈依基督”，而是信仰共产主义。薄复礼在被释放的时候，他不感谢红军，而感谢上帝，可惜没有人点破他，真正帮助他的不是上帝，是红军。他在书中写道：“在我被扣留的日子里，上帝让我走进了封闭的中国人之中，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认识到他们的贫穷和愚昧，以及他们面临的困难。基督精神应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而不是共产主义。”而事实上，不是上帝，是红军带着他走进中国人之中；中国老百姓的唯一希望不是基督精神，而正是红军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如果薄复礼今天能够再去贵州，他将证实这一点。

当然，张振汉亲历长征所引发的转变比薄复礼要深刻得多。他在延安直接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专门找张振汉谈话，动员他回到蒋管区，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和影响，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张振汉回去以后，虽然没有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工作，但他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1949年，张振汉为湖南和平解放四处奔走，他参加了民革组织，担任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他的夫人邓觉先也奉组织之命到香港，接回了已经参加起义的国民党上将唐生智的家眷。

1966年，张振汉和邓觉先在北京
在张振汉夫妇在长沙迎来了人民解放军的时候，有一天，两位解放军军官走进张振汉在长沙开办的商店。他们向张振汉走过来，拉起张振汉的手，一位说：“张先生，我叫黄志勇，在红军大学听过您的课！”此时的黄志勇是湖南省军区政委。另一位军官也向张振汉敬礼，说：“我叫李基，也是红军大学的学员。”李基时任湖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共同经历长征、共同走到胜利这一天的人，激动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