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博古李德的“堡垒战”为何断送苏区？

1934年10月，江西于都河边，八万六千多名红军将士默默渡河。没有人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还能不能回来。这支队伍本来可以不用走的。

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搞第五次“围剿”确实凶，但他那套“堡垒主义”的打法，前四次“围剿”也不是没使过，毛泽东照样带着红军把蒋介石打得损兵折将。真正把红军逼上绝路的，除了蒋介石的围剿，还有自己人——博古和李德。

先把能打仗的人拿下去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召开。博古牵头的临时中央看不顺毛泽东摸索的“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作战路子，判定这套打法属于“右倾保守”。会议现场，毛泽东提出的军事主张被批得半分好处都没有，他被撤掉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回后方专门负责政府工作。

说白了就是：你别再指挥部队，靠边站着就行。毛泽东后来回忆过往，说那段日子过得“鬼都不上门”。

后面发生的变故，把所有人都惊得愣了神。博古完全不懂军务，他把红军的指挥权力全都交到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手里。李德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要讲军事理论，他能讲得头头是道；要讲中国的实际战况，他半分都不了解。

蒋介石的德国顾问赛克特推行“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李德就对着来搞“堡垒对堡垒”的打法。

问题是，红军那点微薄的家底，拿什么去跟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拼防御工事？红军的优势是打游击战、运动战，打完就撤，撤完再找机会打。李德把这些长处全丢了，硬让红军跟敌人死扛阵地战。彭德怀在广昌前线对着李德吼出一句流传到现在的话：“你这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一次可以翻盘的机会，被博古亲手掐灭

第五次反“围剿”打到中途，天上掉下来个绝佳的机会。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后院着火，不得不把围剿红军的部队往东调去镇压。红军当时就在附近驻防，敌人的部队一批接一批从眼皮底下经过，好打得不行。

毛泽东当时提了个方案：红军主力趁着空隙打到敌人后方去，把国民党的包围圈撕开一道缺口。周恩来也支持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要是这步棋走成了，第五次“围剿”大概率就能打破。可博古不肯同意。他觉得十九路军是“中间派”，而“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

他拒绝跟十九路军合作，红军就眼睁睁看着蒋介石腾出手，先把十九路军收拾完，再转过头继续围剿苏区。蒋介石后来自己都感慨，这一关他本来是过不去的，博古硬是帮他闯了过去。

广昌，血肉之躯撞碉堡

福建事变被博古错过之后，蒋介石集中兵力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和李德决定死守该地。毛泽东、张闻天都明确反对，说广昌根本守不住，不该跟敌人硬拼。李德完全听不进去。

1934年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正式开打。国民党军11个师加上一个炮兵旅，每天三四十架飞机轮番过来轰炸。红军战士趴在简易的工事里，等敌人从碉堡里出来推进到跟前，就冲出去打“短促突击”。

可刚打完一波，敌人的飞机大炮就把阵地炸成了平地。这场仗整整打了18天。红军毙伤俘敌2600多人，自身伤亡达到5500多人，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么没了。红三军团一个军团就牺牲了2705人。广昌最终还是失守了。

彭德怀后来回忆，李德“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可那张地图误差巨大，有的根本没实测过。李德就靠这张错误的地图，指挥红军在错误的地方用错误的方式打了一场错误的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军事教条主义的瞎指挥。

大搬家，把八万人搬成了三万人

广昌被敌军攻破后，根据地缩得越来越小。1934年10月，红军不得已踏上长征的路途。可就算是安排撤退，博古和李德也办得全错。他们把战略转移整成了“大搬家”，兵工厂的家当、印刷用的机器、医用的X光机，甚至连没配炮弹的大炮都要带着走。

笨重的物资拖慢了行军速度，红军队伍在狭窄的山路上慢慢挪着，直接给国民党军队创造了围追堵截的空子。

打湘江战役那会，蒋介石布下了四道封锁线。博古和李德死抱着要沿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往西进，再加上“甬道式”的行军方式一再耽误了抢渡湘江的时机。

湘江这一仗打下来，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一下子减到了三万多。数万红军战士的牺牲，根子就出在博古和李德错误的转移安排和指挥上。他们不管战场的实时变化，硬要坚持往湘西去，可蒋介石早就在湘西摆好了重兵，专等着红军往上撞。

分清两种责任，记住一个教训

蒋介石是外部的祸根，他调了数十万军队、推行堡垒封锁的策略，打算彻底把苏区剿灭，这笔账肯定要算在他头上。但博古和李德要负的责任是另一种性质：他们不是敌人的帮凶，是他们自己把刀递到了敌人手里。

博古拿教条主义压下了经过实战检验的正确指挥思路，李德用外国的作战经验硬套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从宁都会议夺了指挥权，到放弃好用的运动战，到拒绝配合福建事变，到死守住广昌不肯撤，再到大搬家一样的溃逃，每一步都踩在了红军最不该踩的位置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扳正了这条错误路线，拿掉了李德的指挥权力。红军重新放开了手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用运动战的拿手本事冲出了绝境。

回头看于都河畔那八万六千人茫然渡河的场景，真正的教训不在某几个人的心地好坏，而在于一支军队要是把指挥权交到不了解它的人手里，把打仗的事交给书本而不是交给实际战场，要付的代价就是数万条鲜活的性命。这才是博古和李德“难辞其咎”四个字里，最重的那一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