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许资本乱国！毛主席定下的铁律，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毛泽东，对于资本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建国前后，确立了多条约束资本的制度原则，这些制度安排，是基于旧中国的社会教训，也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旧中国时代，官僚资本把持国家的经济命脉，勾结外国势力，压榨普通百姓，国民党统治后期，官僚资本疯狂敛财，通货膨胀彻底失控，物价飞涨，普通百姓手里的钞票迅速变成废纸，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这样的现实，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如果放任资本不受约束的发展，会直接动摇整个国家的根基。

解放战争后期，各大城市陆续解放，如何对待城市当中的私人资本，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非常现实的难题。城市里面，民族工商业承担着商品生产，吸纳大量城市人口就业，完全一刀切消灭私营工商业并不现实。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之后，要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恢复国民经济，同时又要对资本主义采取限制的政策。允许它在法律框架之内活动，但绝不允许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不允许资本不受约束肆意扩张。

上海解放之后，就爆发过非常典型的经济较量。刚刚接管上海，国民党留下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投机资本借机大肆作乱，先是炒作银元、拒用人民币，人民政府果断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取缔银元投机。紧接着，投机商又囤积粮食、棉纱，哄抬物价。投机商手里握着物资，故意囤货不卖，市场物价短时间之内成倍往上翻。普通老百姓买米买布要花掉大量钱财，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当时一部分投机商人，觉得共产党打仗厉害，搞经济没有经验，想要靠着资本投机，给新政权制造压力。

面对投机资本的冲击，人民政府调集全国的粮食、棉纱集中运往上海，等到投机资本把资金全部投入囤货之后，政府集中投放大量物资，市场物资充足，物价应声跌落。大量投机商高价囤积的货物，瞬间砸在手里，不少投机资本就此破产。经过这几场斗争，恶性的物价风波被平息下去，资本想要靠投机搅动整个国计民生的路子被堵死。

稳定物价之后，对于合法经营的民族资本，国家是给予扶持的。政府给私营工厂提供贷款，收购私营企业的产品，帮助工厂恢复生产，不少私营企业得到喘息，工厂开工，工人重新有活可干。但在经营过程当中，部分资本家开始钻政策的空子，出现行贿国家干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行为。抗美援朝时期，部分不法资本家，向志愿军供应质量不合格的药品，残次的军需物资，这件事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

这样的现实情况，推动了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针对党政机关内部干部的贪污腐败开展三反，同时针对工商业当中不法资本的违法行为开展五反。运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私营工商业，划分了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几类工商业户，重点打击的是极少数肆意违法的不法资本家，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民族工商业者，仍然允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

1953年之后，国家开始推进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采取暴力没收的方式，而是实行和平赎买的政策。国家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把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体系当中。企业当中的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逐步转变为国家公有，资本家可以拿到定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即便完成工商业改造之后，毛泽东也没有放松对于资本风险的警惕。他多次谈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如果管控失守，资本的逻辑依旧会重新冒出来。在制度层面，坚持关键的国民经济命脉，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里，银行、大型工矿企业、交通、重要的物资流通，不能交由私人资本掌控。

同时，也客观看待商品交换的客观存在，并不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还会存在商品生产，但是明确，商品生产不能不受约束无限扩张，要服务于社会整体的需要，而不是追逐资本的利润。他反复提醒党内的干部，要警惕金钱带来的腐蚀，党员干部不能被资本所裹挟，不能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本互相勾连，谋取私利。

建国初期一系列的实践可以看得出来，这套对待资本的思路，不是凭空产生。一方面承认在特定阶段，私营经济对于恢复社会生产有积极作用，允许在法律范围之内存在发展；另一方面划定不可触碰的红线，绝不允许资本操纵国计民生，不允许资本借助投机扰乱社会秩序，不允许资本腐蚀公权力。对于遵纪守法的工商业予以保护，对于作乱的不法资本进行约束打击，再通过制度改造，把私人资本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旧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当资本不受任何约束，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时候，受苦受难的就是最广大普通民众。建国之后确立的这些原则，目的就是守住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保障普通老百姓的根本利益，防止资本力量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