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内卷”必要性！不内卷，就难以跃升为“发达国家”

此前写过一篇小文，谈的是一个不太讨喜且受到多个网友批评的话题：对于后发国家的后发企业而言，在那些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占据垄断地位或核心地位的成熟行业里，内卷往往是绕不开的突围手段。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逻辑并不复杂。

发达国家的先行企业，在标准制定、技术积累、市场惯性和用户使用习惯上，早已牢牢控制了优势位置——行业标准往往是发达国家企业主导书写的。

全球各国的消费者对发达国家主导的既有品牌有忠诚度，渠道对既有供应商有路径依赖——后发企业如果按先行者设定的维度正面进攻，拼品牌、拼技术、拼服务，胜算极低。

能动用的，几乎只剩价格——用同等或相近的质量，把价格压到极限，用足够大的价差撬动那点松动的忠诚度，这是后发者被消费者看见的最低成本方式。

换言之，低价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低价，绝大多数后来者连上牌桌的资格都没有——不牺牲大量的利润，换不来生存，更何谈抢市场？

新兴产业常被当作例外，说那里规则未定，后发者可以靠技术路线换道，不必只走低价这条路。南生认为，这个说法需要补一层。

新兴赛道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进入的时间差不大，技术平台接近，但发达国家企业常常是理念的先行提出者，各国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和品牌存在天然的崇拜感，后发者在这方面有天然劣势。

要在同一平台上让全球消费者转向自己，后发者仍然需要用极致低价来打破这种认知惯性——只是这种内卷，不如成熟行业那么惨烈，它更接近用价格换一个认知窗口，而不是用利润换生存。

除此之外，还有一层市场准入上的原因。

发达国家的市场特别巨大，发达国家企业在其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为了扼杀新兴赛道的后发者，它们可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阻止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产品的进入。

而发达国家的市场规模往往是全球最大的，也是全球市场的认证器——你的商品只有进入了发达国家，才能形成“连发达国家都在用”的背书，发展中国家消费者才会跟着用。

如果进不了发达国家市场，产品又不能在技术上对发达国家产品实现几个数量级的领先，市场占有率依然难以大幅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后发企业依然离不开内卷：不内卷，价格上没有足够优势穿透关税壁垒；不内卷，也换不来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当然，只是这种内卷的惨烈度，没成熟市场那么高。

提出“我国要跃居为发达国家，就绕不开内卷”说法后，有人不以为然。

他们列举内卷的种种坏处，但笔者仔细看了看，发现他们所举的“坏处”里，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违规行为——偷排偷放、少缴社保、财务造假、虚假宣传、侵犯知识产权、假冒伪劣……

也就是说，他们把“内卷与违规等同了起来”，用违规的恶果来否定内卷本身——这就把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混在了一处。

内卷与违规，性质不同，归责逻辑也不同。内卷是竞争策略层面的现象：在增量空间收窄、产品同质化的背景下，企业为了维持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而不断加码投入。

降价、加班、增加促销，这些手段在形式上往往仍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只是导致了投入增加、效率递减的负向循环。

它伤及行业生态，全行业利润被挤压、创新放缓，消费者最终面临堪堪达标的产品与服务——这种损害是系统性的、弥散的，很难归到某一个特定主体的某一次具体侵害上。

违规则不同，违规有明确的法律或规则违反性，直接侵害特定主体的权益或公共利益：仿冒商标侵害被仿冒企业，财务造假侵害投资者，偷排偷放侵害环境和周边居民……

违规的受害对象相对具体，因果关系直接，因此也只能通过合规体系与监管执法来纠正——产品不达标，需要接受法律的惩处。

从主观意图看，二者也的有区别的。

内卷中的企业，初始策略往往是理性的自保，不得以的突破。在结构性压力下，个体选择看似合理，合在一起却是集体受损，它更像是一种被裹挟的被动陷入。

违规则涉及对规则的有意规避或突破，企业明知某项操作不符合法规，仍选择为之，通常是为了掩盖经营短板、套取利益或获取不正当竞争优势。

一个深陷内卷、利润微薄的企业，确实可能更有动机通过违规手段压缩成本；反过来，依靠违规获取成本优势的企业，又会加剧不公平竞争，把守规者拖入更深的内卷。

二者在现实中可能交织，但却不能混同。

内卷解释的是“为什么企业活得累，走得这么艰难”，违规解释的是“为什么企业被处罚”。前者需要竞争秩序和产业政策来引导，后者只能靠法规执行来处理。

用菜刀来举个例子吧——主要是看谁在用、如何监管。不能因为菜刀，可能伤人就没收所有菜刀，也不能因为内卷存在演化成违规的可能，就单方面否定内卷作为追赶策略的合理功能。

菜刀这个类比，还要再补一层。

菜刀的用途边界清楚，违规风险是偶发的；内卷的麻烦在于，极限低价把利润压到极薄时，合规成本就变成了一块随时想切的成本——即，内卷更容易引发违规，需要加强监管，而不是盲目否定。

尤其是内卷这个竞争模式，会持续制造“踩线能活、守规难活”的压力。所以，监管不能只做事后追罚的裁判，还要在竞争秩序层面做前置设计，让守规者不至于被违规者挤出——既不因噎废食，也不替违规开脱。

更重要的是，内卷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后发国家、后发企业在发达国家企业已占据垄断或主导地位的背景下，用内卷的方式获得市场，这只是拿到了入场券和现金流。

接下来，必须把用低价换来的市场份额、规模效应和现金流，投回研发、工艺、供应链和品牌，完成能力爬升。

低价打开市场之后，后发者需要把份额转化为供应链深度、技术积累和品牌认知，逐步进入先行者占据的高附加值环节。

完成了这一步，内卷就是压缩式追赶的起点；没完成，就退化为停不下来的消耗战——这就是南生在前一篇文章强调的：

真正成熟的做法，是在该卷成本的时候卷成本，在该卷创新的时候卷创新。用内卷换入场券，后面靠的依然是持续的技术迭代、稳定的质量口碑和不可替代的品牌价值。

内卷既是后发者进入市场的条件，但又天然不利于它完成升级——极限低价把利润率压到极薄时，企业账上能用于研发的余量本身就被极度压缩了。

所以，通过内卷这种方式让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在市场中站稳后，能不能持续突破，还取决于它能否在低价阶段尽快建立规模效应、供应链控制力和差异化能力，把毛利拉回到足以支撑研发投入的水平。

也就是说：我国若想尽快跃居为发达国家，不能只有内卷，还要奖励卷完之后如何爬升——让内卷的阶段性成果更容易被导向创新，防止低价式内卷竞争把整个行业的创新余量耗尽。

总之，内卷是后发者在市场权力不对称条件下的一种突围方式。它有策略合理性，但不是目的，也不自带正当性。

后发者用内卷获得了市场，接下来要用创新决定自己能不能留下来。必须要再度强调：入场券只是开始，终点站还远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