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1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从庞镜塘手里接过一张已经发黄的纸。纸上写着他早年留下的对联。看了片刻，他没有辩解，只是把纸撕成碎片，低声说：“这副东西，还是别留着了。”
这件小事，后来被许多人反复提起。它表面上只是文人之间的几句玩笑，背后却牵出功德林管理所里一群特殊人物：他们曾经身居高位，也曾指挥军队，进入管理所后，却在读书、写诗、作画和谈天中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王耀武留下的那副对联，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得出去。”意思并不难懂，既有对处境的调侃，也有对未来的判断。
不过，这副对联在格律上并不严谨，字面也显得直白。王耀武性情厚重，平时并不喜欢在人前卖弄文采。等到后来重新看到这张纸，他大概觉得，当年那几句不过是心绪烦乱时的随手之作，和真正的诗联相比，实在不够周全。
这也解释了他为何撕掉对联。并非不能写，而是不愿把一时的感慨当成作品留下。功德林里不缺懂文字的人，王耀武很清楚，自己若拿这副联语去和那些人较量，未必讨得便宜。
沈醉的那副对联，则是另一种情形。他刚进入管理所时，分在第二组，同组有覃道善、苏本善、王耀武和马励武。一次谈笑间，沈醉写道：“王耀武马励武叹英雄无用武之地；覃道善苏本善喜战犯有从善之时。”
巧就巧在几个人的姓名都被嵌入句中，读起来顺口，似乎还有些机锋。可汤尧看到后，立刻划火柴把纸点着，并说：“这个使不得，使不得！”纸很快化成灰。
汤尧不是看不出其中的巧妙，恰恰是因为看出了问题。他担心这类文字把几个人的姓名、身份和“战犯”二字硬凑在一起，容易形成不严肃的传播效果。管理所中的写作可以自我反省，却不能把敏感身份写成供人取笑的段子。烧掉，反而是最稳妥的处理。
有意思的是，功德林所谓“四大才子”，并没有正式名单，更不是管理部门授予的称号，而是学员之间的戏称。文强擅长诗词，留下作品很多；沈醉长于写回忆和讲故事；邱行湘以书法见长；王陵基则因文化经历和谈吐，被一些人算了进去。
文强的文字功底确实突出。他早年受过系统教育，后来又长期写诗。在管理所及其他地方，他创作数量颇多，题材既有旧日经历，也有对个人命运的反省。沈醉曾记下文强的诗句：“山城水色凝秋意，剑影刀光映九天。”这种写法有旧体诗的章法，也带着军旅人物特有的锋利。
沈醉的长处不在格律，而在叙事。他记忆力强，善于抓住人物细节，写出来的文字往往带着现场感。抗战胜利后，他还写过讽刺接收大员的诗，因措辞尖锐，未曾公开发表。诗里既有对战争伤亡的感慨，也有对某些人物趁势邀功的批评。
邱行湘的书法，在同伴中颇有名气。至于王陵基，情况就复杂得多。沈醉称他是清末举人，还说他曾赴日本学习军事；但有关资料对其科举身份存在疑问，能够确认的，是他接受过军事教育，文化基础并不差。
王陵基有时故意装糊涂，甚至写出“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这样的句子，旁人听来像打油诗。可这未必代表他的真实水平。旧式教育出身的人，往往熟悉典章和文章，只是不一定愿意把才学摆到纸面上。
1960年11月28日，沈醉等十一人获特赦，另有三十九人从各地管理所获释。留在北京的人，后来进入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机构，领取固定报酬，生活逐渐稳定。王耀武此前已获特赦，身体却因疾病受到严重影响，关于病因，沈醉的记述与其他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能只凭一则回忆便下定论。
功德林的趣闻，往往就藏在这些纸片、诗句和闲谈里。有人写得漂亮，有人写得机巧，也有人明明有才，却宁愿把纸烧掉。王耀武撕联，是自谦，也是自省；汤尧焚联，则更多出于谨慎。至于“四大才子”究竟该由谁入选，恐怕连当年的当事人，也很难给出一份人人认可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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