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希腊“读点活书” | 梁潇 ：以弗所：一座古城的发掘、复原与再生

来希腊“读点活书”

来希腊“读点活书”栏目响应前辈学者罗念生先生深入研究西方古典文明的倡议而设，栏目设立以来，共推出四十八篇文章，内容涉及古今希腊的考古、历史、文化以及外国驻希腊古典研究机构的运行情况，这些文章大都是作者们实地体验和考察后撰写的，杜绝了刻板陈旧知识的介绍。栏目的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话题集中，都是学者专业研究外的偶然所得。

当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希腊文明感兴趣，在欣赏地中海自然风光的同时，也将逛考古公园、看博物馆作为来希腊旅游的主要目的。来希腊“读点活书”栏目将继续邀请专业学者走进历史现场讲解希腊文明的丰富内涵。

主持人：张绪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学术发展部主任

专栏文章均为《中希时报》 独家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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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一座古城的发掘、复原与再生

梁 潇

在离开伊兹密尔（士麦那）的暑热和拥堵之后，我搭乘城铁来到以弗所古城所在的土耳其小镇塞尔丘克。甫一走出车站，眼前呈现的便是一幅年代错杂的景象：现代清真寺立在街角，拜占庭时期的砖石混砌水渠横贯城镇，继续沿山势向北，则可以望见Ayasuluk山及山脚下散落的古典建筑遗迹。今天的塞尔丘克看似只是一座普通的旅游城市，却叠压着古典、拜占庭、塞尔柱等不同时期历史遗存；而不远处的以弗所古城，则是这一漫长聚落史中最宏伟、也最为人熟知的一层。

我对以弗所的兴趣，阴差阳错地始于维也纳的霍夫堡宫新堡（Neue Burg）。大约一年前，我曾被新堡内以弗所博物馆（Ephesos Museum）匠心独运的展陈深深吸引：来自遥远东地中海、跨越千年时光的残破古典石刻，被摆放在19世纪的华丽大理石柱群间。在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建筑空间里，古代罗马帝国与近代奥匈帝国的符号与象征巧成嵌套，怎能令人不发怀古之幽思。此外，一尊塞尔苏斯图书馆的模型尤使我产生兴趣；也许正是图书馆那繁复的立面和精美的山花额枋，牵引着我从天气刚刚转凉的德国来到尚在酷暑之中的小亚细亚，圆一睹以弗所古城的梦。

维也纳以弗所博物馆一角

然而，当我真正站在这座古城之中，一系列更具体的问题也随之浮现：今日游客所见的以弗所，究竟有多少是古代遗迹本身，又有多少是近代以来考古发掘、研究与复原共同塑造的结果？而大量来自以弗所的建筑构件与雕塑，又为何会远离原址，散藏于伦敦和维也纳？其实，这些问题都埋藏在一段延续百余年的考古往事里。今日的以弗所并非一座自古完整留存的遗迹，而是近代考古人员在长期湮没的废墟上通过发掘、研究与重建，一点点复原出的历史景观。

以弗所及其周边地区具有数千年连续而复杂的人类聚落史。虽然河流沉积和海岸线变动曾导致城市衰落并促使中心屡次迁移，但该地区的聚落活动并未断绝。此外，罗马帝国盛期的城市遗址内保存着大量公共建筑，其部分顶部构件历经千年仍裸露地表，使古代城市的所在位置始终清晰可辨。因此，相较于一度失落、后经近代考古重新定位的特洛伊和迈锡尼等古城，以弗所古城的具体位置在近代较为清晰。

对以弗所的系统性考古始于19世纪中叶。1857年，英国考古学家 C. T. Newton 发现了哈利卡纳苏斯的摩索拉斯陵墓。作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这座此前主要存在于古典文献记载与历史想象中的建筑通过考古发掘重见天日。随后，由英国政府组织的发掘、文物运回与展出，很快在欧洲学界和公众中引起轰动，也进一步激发了以现代考古方式寻找和研究古代建筑遗迹的兴趣。此后不久，欧洲知识界的目光便转向了以弗所地区。在彼时的以弗所废墟之下，仍埋藏着一个谜团：同样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迹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具体位置究竟坐落何处，又在漫长岁月变迁中保留了多少遗存？

为探索这个问题，1863年，在大英博物馆的资助下，曾参与修建士麦那—艾登铁路的工程师J. T. Wood开始了对以弗所遗址的第一波考古发掘。初期的探索成果斐然：通过开挖多条探沟和进一步清理，Wood确认了Bouleuterion、大剧场等古城内公共建筑的具体位置，并对其进行了部分发掘。不过，经过几年在古城核心区的发掘，最牵动发掘者兴趣的阿耳忒弥斯神庙遗址仍然不见踪影。

以弗所附近地区古今海岸线的变化，右部标红的Via sacra即从城市通往神庙的巡游路线

以弗所城内Salutaris神像巡游路线。底图：ÖAW-ÖAI, C. Kurtze (2013)；巡游路线及标注：A. Graham (2024)

在考古进程一度陷入僵局之际，一则刻在大剧场南入口附近的嘉奖令（Honorary Decree）为确定神庙位置提供了关键线索。这则铭刻于图拉真统治时期、用于表彰当地贵族G. Vibius Salutaris捐赠活动的铭文，记载了节庆祭典时神像在阿耳忒弥斯神庙和大剧场间的巡游路线：相关神像应由神庙出发，经马格涅西亚门（Magnesian Gate）进入城市，抵达大剧场；活动结束后，则经科瑞西亚门（Coressian Gate）出城返回神庙。作为一份意外保存下来的城市空间记录，这则铭文将神庙、城门和大剧场串联在了一条可供考古追踪的路线上。Wood据此寻找并确认了马格涅西亚门和科瑞西亚门，并进一步发现了从马格涅西亚门通往城外的古代铺装道路遗迹。他沿路线向东北方向搜索，逐步将范围锁定于阿亚苏鲁克（Ayasuluk）山南麓一带的沼泽地。终于，在1869年，考古学家确定了阿耳忒弥斯圣域（Artemision）的位置，并对沉积层下深埋的神庙建筑遗存展开了大规模发掘。

阿耳忒弥斯神庙遗址，现只能看到部分建筑构件及一根由柱鼓残件组合成的复原柱；背景中可见Ayasuluk山。

Wood 的发掘揭示了阿耳忒弥斯圣域存在多期重建的遗存，包括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于公元前4世纪因故意纵火被焚毁的神庙（据载曾得到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的捐建）和希腊化时期重建、位列七大奇迹之一的巨型神庙；后期考古则在下方发现了更早期建筑的遗迹。遗憾的是，发掘并没有让阿耳忒弥斯神庙恢复帝国盛期的壮观面貌。考古学家们发现神庙本体遭到过严重损坏，大量建筑石材被拆除再利用，在神庙遗址附近甚至发现了烧制大理石的石灰窑。除了少量雕刻柱鼓、雕塑碎片和柱础等建筑构件，那座在希腊化晚期和帝国盛期辉煌一时的巨型神庙几无完整遗存。由于遗址保存状况不佳、后续发现未能达到资助者的期待，发掘经费最终难以为继，Wood不得不在1874年初结束了在以弗所持续约十年的考古工作。

阿耳忒弥斯神庙雕刻柱鼓，1872年由Wood在圣域西南角发掘，实物高1.82米（大英博物馆藏）

总的来说，Wood完成了以弗所考古最重要的初始阶段，他不仅确定了城市和阿耳忒弥斯的相对位置，还较为深入地探索了圣域的遗迹，他发现的一部分建筑构件被运往伦敦，成为今日大英博物馆古典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结考古成果、绘制了以弗所遗址及神庙的平面复原图的同时，Wood还整理并发表了大量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铭文。然而，他的工作仍然主要围绕阿耳忒弥斯神庙展开。对于神庙以外的古城遗址，他虽然进行了调查，却没有进行持续、系统的城市考古。于是，1863-1874年的考古解决了神庙位置的问题，却没有真正向世界揭示以弗所这座城市的样貌。这一任务最终留给了二十年后由奥地利学者开展的后续考古工作。

19世纪末期，德国先后在奥林匹亚、特洛伊和佩加蒙取得轰动性的考古成果，法国则在德尔斐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挖掘”（Grande Fouille）考古工程，对著名古典遗址的考察和发掘逐渐成为欧洲列国展示学术实力与文化声望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考古学本身也日益走向专业化和体系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在大学、博物馆和国立研究机构的持续支持下，古典考古告别了由旅行家、业余工程师主导的探险式发掘，转变为以记录、测绘、分期为目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铭文学家等共同参与的长期系统性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893年，维也纳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O. Benndorf倡议在以弗所开展新一轮系统考古调查，并很快获得了奥匈帝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支持。1895年，奥地利考古队正式开始在以弗所的工作。与之前Wood以神庙为中心展开的考古发掘不同，奥地利人以古城和周边地区为整体，展开了一场延续百余年的长期调查研究。此后二十年间，大剧场、商业市集、港口区域及城市主要街道和公共建筑陆续在考古中被揭示，以弗所作为希腊化和罗马城市的基本格局由此得到初步重建。

以弗所大规模发掘的开展也推动了奥地利古典考古研究的制度化。1898年，奥地利考古研究所（Österreichi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ÖAI）成立，Benndorf出任首任所长，以弗所发掘随即成为该机构最重要的海外考古项目之一。1906年，由该所开始出版的《以弗所研究》（FiE, Forschungen in Ephesos）作为大型系列考古报告对发掘成果进行了系统整理。早期发掘还出土了大量雕塑、浮雕和建筑构件，包括1903年发现的帕提亚纪念碑浮雕，以及后来成为维也纳以弗所博物馆代表性藏品的青铜运动员像、抱鹅儿童雕像和亚马逊浮雕等。1906年前，部分重要发现经奥斯曼帝国政府许可运往奥国，构成了维也纳以弗所藏品的主体。1914年，一战一度使发掘中断；1926年恢复后，研究进一步扩展到晚期古代及早期基督教遗存，但二战再次造成以弗所考古的长期停顿。

在港口体育馆（Hafengymnasium）发现并复原的青铜运动员雕像（维也纳以弗所博物馆藏）

1954年，在恢复在以弗所的大规模考古后，奥地利团队在继续发掘和测绘同时，也逐渐加强了遗址保护、复原与展示工作。随着库瑞忒斯街（Curetes Street）及周边建筑群被清理，由公共建筑、纪念碑、喷泉和私人住宅组成的罗马城市景观重新呈现。自1957年起，考古队开始对部分古建筑进行原构件复位式重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程无疑是塞尔苏斯图书馆。

塞尔苏斯图书馆得名于1-2世纪与以弗所关系密切的显贵提比略·尤利乌斯·塞尔苏斯·波勒马埃阿努斯（Tiberius Julius Celsus Polemaeanus）。作为罗马帝国治下的小亚细亚地方精英，塞尔苏斯早年积极进入帝国政治体系，经韦斯帕芗擢升进入元老院，随后历任多项高级职务，并在图拉真治下出任亚细亚行省总督。塞尔苏斯于2世纪初去世后，其子阿奎拉（Aquila）主持兴建了一座图书馆以纪念父亲。该建筑既是面向公众开放的文化设施，又是一座带有家族纪念色彩的陵墓：塞尔苏斯的石棺即安置在建筑地下。图书馆坐落于库瑞忒斯街下端，毗邻以弗所古城的交通轴线和商业市集，选址具有极强的公共展示意味；同时，建筑宏伟的双层立面进一步强化了纪念色彩。下层以三座入口为中心，通过成对设置的立柱、壁龛等建筑构件形成富有层次的视觉节奏，壁龛中的四尊女性像分别象征智慧（Sophia）、德性（Arete）、知识（Episteme）与思想（Ennoia），将塞尔苏斯的个人美德转化为可见的公共形象；上层则继续以三角形和弧形山花构成繁复华丽的建筑景观，使整个立面呈现出近似舞台布景的效果。另外，立面细节处的双语铭文记录着塞尔苏斯的仕途履历，使观者在欣赏建筑时能立刻获知他显赫的政治身份。由此，该图书馆通过极具戏剧性的建筑形式，将塞尔苏斯个人及其家族的财富、德性和政治成就呈现在以弗所的公共空间之中，成为罗马帝国盛期地方精英政治的一则生动注脚。

修复后的塞尔苏斯图书馆立面

遗憾的是，塞尔苏斯图书馆并未以完整形态保存下来。公元3世纪的一次强烈地震严重破坏了建筑主体，图书馆功能随后被放弃；到晚期古代，尚存的华丽立面被改造为街道喷泉建筑的背景墙。此后，立面又经历长期风化和坍塌，到20世纪初考古队重新发掘时，现场仅余建筑基座及大量散落的柱身、柱头、檐部、山花等构件，今天最具辨识度的双层立面尚未重新竖立。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考古研究所组织团队对塞尔苏斯图书馆立面实施了大规模的构件复位（anastylosis），对原始构件进行统计编号并尝试以其复原建筑，仅在必要处用现代材料对结构进行补强，这一工程于1978年完成。图书馆立面的重建使它成为古城最醒目的地标，也体现了以弗所考古工作从现场发掘到复原重建的转向。

塞尔苏斯图书馆立面背侧，修复工程完成后的德语纪念铭文

与此同时，研究视野逐步从城市内部的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生活领域。自1962年起，考古学家对库瑞忒斯街南侧的山坡住宅（Hanghäuser）进行了系统发掘，其中保存最完整的山坡住宅2号一直发掘至1985年。这片依山修建、占地约4000平方米的住宅街区由分布在台地上的七个住宅单元组成，居住者主要是以弗所上流社会成员。公元1至3世纪间，该建筑群历经多次改建，最终在3世纪后期遭到破坏并逐渐废弃。在废墟下，大量宴饮和起居空间中的壁画、马赛克和大理石装饰得到保存，为现代研究者们提供了以弗所地方精英私人生活的环境样本。

山坡住宅内部，对古代壁画的修复工作现场（作者摄于2026年7月）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弗所考古的重点进一步转向既有遗存的整理、研究与长期保护。1999至2000年间，奥地利团队在二号住宅上方建成保护性屋顶，并以架空步道组织游客参观。同时，直至今日，山坡住宅内部壁画等遗存的修复与保护仍在持续进行；与此同时，针对周边尚未发掘的住宅街区的考古调查也从未停止。从19世纪英国人寻找失落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到奥地利考古团队系统揭示古城格局，再到现代对塞尔苏斯图书馆、山坡住宅等遗迹的修复和保护，以弗所的现代考古史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

当古城沉没在时间的河流，考古学和历史学便成为它的打捞者，并以同样近乎固执的耐心对抗时间，在熵增中尝试重建秩序。走在以弗所的街道上，我所看到的既是古代世界残留下来的遗迹，也是数代考古和历史研究者不断发现、选择、解释遗迹的工作成果。或许正因如此，以弗所最值得观看的并不只是塞尔苏斯图书馆那华丽的立面，而是废墟、复原建筑、未发掘区域与现代保护设施共同构成的历史景观，是一座古城如何竭力将自己铭刻进时间，如何终究被岁月磨损、掩埋，又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被重新看见。

参考文献

Graham, A. “Nobody Is Gonna Rain on My Parade: Experiencing Salutaris’s Procession as a Ritual Event.” In Senses, Cognition, and Ritual Experience in the Roman World, edited by Blanka Misic and Abigail Graham, 118–16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4.

Keil, J., ed. Die Bibliothek. Forschungen in Ephesos V. Wien, 1944; 2nd ed., 1953.

Rogers, G. M. The Sacred Identity of Ephesos: Foundation Myths of a Roman Cit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1.

Wood, J. T. Discoveries at Ephesus: Including the Site and Remains of the Great Temple of Diana.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877.

作者：梁潇，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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