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年轻人集体右转，七成首次投票者自认右翼，和平变成奢望

离10月27日的议会投票日还剩两周多，以色列这一轮选战最刺眼的信号，不是哪个老牌政客又抛出什么新口号，而是约55万名18到22岁头一回拿到选票的年轻人，被各家民调反复测出同一个结果：七成以上把自己摆在右翼或中右翼这一头。

这个数字已经压过了成年选民整体右倾的比例。换句话说，被认为本该最叛逆、最爱唱反调、最愿意拥抱理想主义的那一代人，在以色列反而成了把政治天平往更右的位置狠狠压下去的那只手。

更要紧的是，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情绪波动。从内塔尼亚胡几度组阁，到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进入内阁核心，再到如今加沙战事打了整整三年多，这批首次投票者的政治启蒙全程都浸泡在火药味里。

2023年10月7日那场突袭，按以色列官方数据统计造成1221人遇难，是这个国家建国以来单日死亡最惨重的一天。此后将近三年的加沙军事行动，照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门披露、联合国认为可信的口径，已造成逾7.4万巴勒斯坦人丧生。

废墟、尸袋、人质视频，几乎塞满了以色列每一个青少年的手机屏幕。那些2008年前后出生的孩子，恰好在最容易成形世界观的年龄，被这场战争劈头盖脸地砸中。

他们的政治坐标在那一天被重新钉死。住在以色列南部、距离加沙不到两公里的18岁少年阿米海，是这批新选民的典型切片。

他告诉法新社记者，这次投票他只看一件事——安全。不是十年后能不能买上房，而是十年后自己还活不活得下去。

他要把票投给本-格维尔的极右翼政党，支持给巴勒斯坦囚犯恢复死刑，支持让加沙居民“自愿”迁出。这种话从一个高中刚毕业、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才是真正值得外界警觉的地方。

它不是极端分子的宣言，而是一代人的日常语感。要理解这股右倾浪潮，不能只盯着2023年那一天。

以色列民调学者沙因德林的判断更冷静：犹太青年整体右转这件事，已经悄悄滚雪球滚了差不多二十年。

年纪稍大一点的以色列人，还能回忆起1990年代那种“跟巴勒斯坦人彻底谈成”的希望感；而今天这批十八九岁的青年，有记忆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内塔尼亚胡执政之下，整个舆论场高度民族主义化，媒体日复一日地把安全叙事推到最前面。

和平这个概念，根本没进过他们的客厅。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制度性原因，就是以色列的全民兵役。

以色列对多数符合条件的犹太青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同时存在特定豁免。这批首次投票者，一只脚已经踩在军营里。

来自佩塔提克瓦的19岁年轻人内曼准备进入作战部队，他给法新社讲，哈马斯发动袭击那天他正在犹太会堂做祷告，之后几年寄宿学校生活里，常常得跑进防空洞。

他打算投给斯莫特里赫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还明确说要让以色列正式吞并约旦河西岸，“彻底掐灭他们建国的念头”。这种立场，三十年前属于政治光谱最边缘的少数派，如今从一个即将入伍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几乎像是在念高中政治课本。

把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的政治轨迹拉出来看一下，就能明白风往哪儿吹。2020年那次选举，本-格维尔领导的“犹太力量”党得票率只有0.42%，连进议会的门槛都够不着，被视为政治笑话。

短短六年之后，根据以色列媒体Ynet公布的这轮针对18至22岁选民的民调，“犹太力量”在首次投票者当中拿到了8.88%的支持率，折算成议席大约有15席之多。

加上斯莫特里赫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以及前军方将领温特新组建的另一个极右政党“我的人民以色列”，三股力量合计在年轻票仓里拿到了超过19%的份额，比利库德集团还要高。极右已经不再是边缘。

有人以为，年轻人投右翼不过是因为内塔尼亚胡这块老招牌还在，这其实是误读。利库德在首次投票者里的支持率，被挤到了相当尴尬的位置。

真正起飞的是更极端的那几个小党。另一头，被不少西方媒体视为“中间派救星”的加迪·艾森科特，本质上也是个鹰派——这位前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长，公开表示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不在谈判桌上”。

反对派阵营里还站着老牌强硬派、“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领袖利伯曼。所谓左右对决，在今天的以色列政坛里更像是鹰派与极鹰派的内部排序。

跟西方其他国家对照一下，这幅图景就更刺眼。在欧美，年轻选民通常是最左倾的那一拨，气候、移民、少数族群权益，是他们最在意的议题；因为加沙战事被动员起来的，大多也是20岁上下的大学生，他们举着牌子抗议以色列。

可到了以色列境内，情形倒过来了：犹太青年比父辈更右、更强硬、更不信和平。同一代人，因为站的位置不同、看的新闻不同、身边死去的人不同，走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政治轨道。

谁在影响谁，这个问题恐怕没有标准答案。当然，不能说以色列这代年轻人全都变成了鹰派。

特拉维夫的集会上，18岁的吉莉抱着一摞中左翼“民主党”的传单，告诉记者她觉得整个社会把和平抛弃了。她身边的朋友尤瓦尔是个基布兹长大的孩子，他说冲突不能靠“管控”过日子，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如果我们还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养孩子”。

但这样的声音在同龄人里属于少数派，而且往往被扣上“天真”“不懂国家利益”的帽子。社会舆论的中轴线整个向右滑过去之后，中左翼反而成了需要为自己正名的那一方。

从地缘棋盘上看，2026年秋天的中东也没给以色列年轻人留下太多相信和平的理由。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和以军边境摩擦一直没停，伊朗核问题谈谈停停，叙利亚过渡政权立场摇摆，也门胡塞武装隔三差五朝红海打导弹。

加沙那边，就算达成某种停火框架，重建、人质问题、政治安排哪一项都没有真正落地。年轻选民看着每天的新闻推送，脑子里形成的直觉就是：对手不少，可靠的朋友不多，让一步就等于掉链子。

安全优先，几乎是本能反应。美国这个变量也必须算进去。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以色列明显放手，不仅在联合国层面挡住了几轮批评以色列的决议，还默认了部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张。这种外部背书，让以色列国内主张吞并、主张拒绝两国方案的力量底气更足。

年轻选民看到的信号是：世界第一强国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要和稀泥？本-格维尔、斯莫特里赫在内阁里推进的那些激进政策，正是在这种国际气候里有恃无恐。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眼看着被从议程表上一笔一笔划掉。把视线放长远一点，这股青年右倾潮的后果可能比10月27日的议席分布要严重得多。

这批年轻人未来四五十年都要主导以色列的选票、兵役、生育和舆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把“两国方案”判了死刑的世代，一旦进入政治、军事、学术各条管道，整个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默认选项就会从“谈判解决”彻底切换成“单方面处置”。

到那个时候，就算国际社会想拉以色列回到谈判桌，也没有可以对话的国内政治基础了。锁死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加沙这场仗打到今天，以色列军事上占了上风，政治上却给自己挖了个很深的坑。

短期看，强硬政党能继续在选举里收割情绪红利；中期看，和周边阿拉伯世界原本缓慢推进的关系正常化进程被整个按下了暂停键，沙特、阿联酋这些曾经倾向于务实合作的国家，国内舆论都被加沙战事点燃，很难再冒险往前走；长期看，一个在国内被民族主义牢牢绑住、在国外被道义赤字持续消耗的以色列，安全系数未必比2023年之前更高。

右翼年轻人想要的那种“绝对威慑”，恐怕只是账面上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安全第一压倒一切”的逻辑并不是以色列独有的现象。

在东亚，日本自民党内部的右翼势力也在借地区紧张局势抬头；在台湾地区，岛内防务部门同样在用“威胁叙事”争取更多预算和民意支持。恐惧一旦成为政治资源的核心供给，温和派就会被结构性地边缘化。

以色列这代首次投票者的集体右转，是这种全球性趋势里最极端、最浓缩的一个样本。它提醒外界，当一个社会把安全焦虑推到压倒性位置之后，和平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被一代一代人一点一点抛弃的。

回到10月27日那张选票上。七成以上的首次投票者把自己定位为右翼或中右翼，这不是一时的愤怒投票，而是一代人用三年的噩梦换来的政治立场。

阿米海说他只看谁能保证他十年后还活着，内曼说现在必须打到决定性胜利，吉莉说她看到社会背弃了和平。三种声音里，前两种是主流，第三种是余响。

以色列年轻人集体右转的这张成绩单一旦交出去，巴以之间任何形式的和平方案，恐怕都要被推到下一个世代之后再谈——而到那时，连“奢望”这两个字都未必还有人愿意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