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们为何不愿再回到那二十年

中国的经济奇迹，真正的起点公认是1992年，此后的二十年里，即便剔除通胀因素，经济总量也暴增10倍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在很多人眼里，那是“全球化最后的好日子”，然而，大V卢克文日前却说，在他眼里，那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1992-2012这二十年，中国腐败横行，全民意识形态混乱，不公平泛滥，治安混乱人人自危，媚国外的一切而贬中华，我是不愿意回到这种时代了。

这番话，胡锡进都看不过去，委婉地说“ 这与很多人对时代的常识认知不一样，而且，它与官方叙事大相径庭 ”，那二十年取得的诸多成就与进步，“网络大V可以这样公开否定了？”

然而，也有人说，对那个年代的感受，本来就因人而异，老胡在那个年代是意气风发的厅级干部，而卢克文却是底层小镇青年：初中毕业就进厂打工，拧过螺丝、送过快递、做过销售，尝过那么多辛酸苦辣，自然不愿再回到过去。

这话乍一听不无道理，实则似是而非：卢克文说的是“不想回到过去的穷苦日子”吗？他那段话一共五点理由，有哪一点提到了自己当年的苦日子？再说，1982年生的他，如果对小时候生活还有记忆的话，那1992年之前那些年肯定更清苦，他却又为什么偏偏指明是“1992-2012这二十年”呢？ 数亿中国人不正是因为那二十年的经济繁荣，才得以脱贫奔小康的吗？

那一时期的经济奇迹，没有人能否认，即便是历经血汗工厂的底层人，也是事实上的受益者；但问题也就在这里：为什么几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得以改善了，同时却又有为数不少的卢克文们对那个时代心怀不满？这岂不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吗？

德国鲁尔区林立的近代工厂

这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在四十年里取得巨大进步，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城市化高速推进，从一个四分五裂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然而在德国国内，却涌动着强烈的社会不满。

没错，经济是好起来了，但在许多德国人眼里，正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商业文明，腐蚀了他们最珍视的价值观：坑蒙拐骗的商业欺诈手段层出不穷，太多人为了金钱而腐化堕落，而传统道德观已不足以制约这些“丑恶现象”，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年代大发其财的还是他们瞧不起的犹太人。

尤为吊诡的一点是：正因为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才使人们产生了如此强烈的不适和不满，因为这就意味着现代文明以极快的速度大规模冲击着他们原本赖以立足的传统秩序和价值观。

本质上，他们所想要逃离的并非经济匮乏，而是现代工业文明和都市生活——简言之，他们就像是一群不情愿地生活在现代城市里的农民。

想想看，一个原本在小村庄里长大并习惯了那种氛围的人，突然间被卷入现代化的浪潮，哪怕他身体进了城、赚了钱、买了房，但心里却情不自禁地怀念当年的田园生活，那他怎么会喜欢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的生活？

并不只有没见过世面的民众敌视现代性，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也 不知疲倦地谴责新时代的种种缺陷， 猛烈抨击盛行的物质主义和市侩主义，哀叹德意志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衰亡。让他们特别困惑和愤懑的是，现在一些出身微贱、道德低下、动机不良的人物居然能在这个新社会出人头地。

最为重要的是，这一股思潮都极其厌恶自由主义，将之视为一切罪恶的源泉和化身，因为自由主义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前期，不但造成了他们所反感的种种社会现象，而且对传统价值观威胁最大——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越多，他们怀念的那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就越有可能瓦解。

这是一种“开倒车”式的保守主义思潮，因为对现实越是不满，他们心目中的那个过往就显得越发美好，也因此情不自禁将国家救赎的愿景寄望于权威信仰和古老传统的回归上， 断言唯有一位强有力的领袖能消除国内所有矛盾冲突，清除种种社会弊端，才能让德意志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绝望的政治 : 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研究》

弗里茨·R. 斯特恩 著

杨靖 译

译林出版社 / 2022-10

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在《文化绝望的政治》一书中，通过回顾当时三位德国社会批评家，深刻剖析了这场“保守主义革命”所体现的社会情绪与内在矛盾：

这场运动也体现了一个悖论：它的响应者试图通过打破可鄙的现实来重新俘获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的理想化的过去。他们是被剥夺继承权的保守派——他们没有东西可以保守，因为过去的精神价值早已被埋葬，而保守势力的物质残余又根本激发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寻求突破到过去，渴望一个新的共同体——在这一崭新的共同体中，古老的观念和制度将重新取得绝对控制权。

历史证明，这种普遍而强烈的社会情绪是灾难性的，不但将德国拖进了两场世界大战，不断涌动的暗流最终还与纳粹思潮合流，给德国和世界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因为在很长时间里，这种不满既得不到疏解，也无法平息：

这些意识形态主义者吸引了一个知识水平较低的群体——在19世纪20年代捣毁机器运动之后，我愿意将其称为文化“卢德主义者”（Luddites），出于对现代性的憎恶，他们会将整个文化机器砸得粉碎。正是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革命卷入了政治旋涡；通常，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帮助下，它会带有某种右翼的绝望力量，并且能够利用大众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对社会的不满。现代社会从来不乏此类异见分子，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私下或公开表达的文化不满会转变为猛烈的政治不满。在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样的人为数甚少，这种不满的状态得以被遏制，但在一个动荡的社会，这种不满会日益强大，因为整个社会束手无策，无法对它加以控制。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卢克文的拥趸们往往将其视为“了解底层社会真相”的代言人，“卢克文工作室”公众号签名档也标举“尽可能坚持实地调研”，但《文化绝望的政治》中指出，近代德国的那些保守主义者“时常将变化误认为是衰亡”，他们既不了解变化又抗拒变化，其政治观其实相当不切实际，“ 身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像帝国时代的德国人那样远离社会现实 ”。

当然，历史不可能一模一样地重演，但不论哪个社会，尤其是在进入近现代化的关键转折阶段时，差不多都会上演类似的一幕，因为现代化在给予繁荣的同时，又侵蚀乃至摧毁了人们所珍视的秩序、传统与价值观，其结果，很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中断乃至挫败了。

现在很多人都将1979年之前的伊朗巴列维王朝视为这个国家开放、自由的“好时代”，然而在当时，伊朗社会却普遍不满现代化带来的种种问题——中国1992-2012年间所具有的问题，伊朗当时可以说一个都不缺，更别提当时的国王还极端亲美。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霍梅尼利用了这种不满，按照保守价值观重塑了伊朗政治和社会秩序。

我们当下所目睹的，从历史的视野来看既不新鲜，也不奇怪，倒是远为粗鄙——一百多年前那些德国的社会批评家好歹还能说是“思想家”，他们的忧虑也更为深刻，至少还涉及到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失落和文化审美的重建，卢克文所哀叹的这点算什么？根本不成体系。

然而，如果去广大的县乡去看看，就会发现，这种“对现代性的不满”是广泛存在的情绪，也很难仅以一句“保守”搪塞过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种情绪所在意的并非只有经济增长，还涉及到社会公平、廉洁、治安，这些都无可厚非，跟现代化也不矛盾，完全可以在继续现代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在那种“看不懂”和“看不惯”背后对多元、自由、开放的敌视。

不论愿不愿意，也没人能再回到那二十年去，但如何认识那二十年，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那所涉及的并不是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过去，而是我们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