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顾维钧娶下属遗孀，为何弃生两子的黄蕙兰？原因有3点

1959年9月3日，墨西哥城中国大使馆里，71岁的顾维钧穿了一身深色西装。身边站着54岁的严幼韵，她带着三个女儿。

主持婚礼的是大使何凤山。仪式很短，没有白纱，也没有大宴宾客。

婚礼结束，严幼韵返回纽约，处理完联合国大会的事务，就从礼宾司退休了。

这一年，距离顾维钧和黄蕙兰办完离婚手续，过去了三年。距离他卸任驻美大使，也过去了三年。

很多人知道顾维钧，是因为巴黎和会。他在会上拒绝签字，那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但少有人把目光停留在他后半生的生活轨迹上。

顾维钧的外交官生涯到1956年4月告一段落。那一年，他结束了驻美大使的任期。

卸任之后，他没有就此闲下来。1957年，他转赴荷兰海牙，出任国际法院法官。

所以1959年他在墨西哥结婚的时候，身份并不是“退休大使”，而是一位在任的国际法院法官。

这份法官工作，他做到1967年。1967年从海牙正式退休之后，他才和严幼韵定居纽约。

顾维钧晚年总结自己的四段婚姻，说过一句很坦率的话。大意是：第一任主命，包办；第二任主贵，总理的女儿；第三任主富，首富的女儿；第四任主爱。

“主命”说的是原配张润娥，父母包办。张家出钱供他读书、留学，他后来提出离婚，张润娥落发出家。1933年他寄去五万元想补偿，原封不动被退了回来。

“主贵”说的是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给了他入仕的门第。1918年西班牙流感，唐宝玥在美国病故，留下一儿一女。

这两任妻子，一个在少年时给钱，一个在青年时给路。她们在顾维钧的生命里停留得都不长，但四段婚姻的链条，是从她们开始的。

而“主富”的黄蕙兰和“主爱”的严幼韵，才是后半生这出戏的主角。

黄蕙兰嫁进顾家是1920年。她的父亲是南洋“糖王”黄仲涵，家底厚到什么程度，从她小时候的生活就能看出来。

出门有车，家里有欧洲请来的家庭教师。她通晓多国语言，在欧洲社交场上比很多西方人还自如。

顾维钧当时是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大使馆的排场、宴会的开销，不少时候是黄蕙兰在用娘家的钱撑着。

她修过使馆，操办过近千人的宴会，西方报纸叫她“远东的珍珠”。

但钱和排场是一回事，日子是另一回事。

黄蕙兰在自传《没有不散的宴席》里写过一句很实在的抱怨。她说顾维钧有才华，但“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对她不是很亲热，常常心不在焉，“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

这话放在外交家身上是褒扬，放在丈夫身上，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黄蕙兰自述里还有一个比喻，比“不同桌吃饭”更冷。她说顾维钧把妻子当作家中的一把安乐椅。椅子摆在客厅里是体面的，但椅子一旦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坐椅子的人就会觉得烦。

没有客人的时候，他们从不同桌吃饭。

一个在物质上什么都有的女人，在婚姻里最缺的是那个人坐在对面。

1934年，顾维钧回国述职。张学良晚年对唐德刚口述过一段亲眼见到的场面。

那天在杨光泩家打麻将，同桌的还有杨光泩的太太严幼韵。黄蕙兰推门进来，拽着顾维钧要走。

顾维钧坐在那里，不动。黄蕙兰指着他骂，他还是不动。

张学良的原话大意是，顾太太拿着茶水，从顾维钧的头上浇下去。顾端坐着，纹丝不动。严幼韵也坐在那里，没有动。

一桌麻将，茶水顺着顾维钧的脸往下淌。屋子里安静得只剩黄蕙兰一个人的声音。她骂完了，走了。

张学良说这话时已经九十岁，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茶水不是开水，但“不动”这两个字，比什么动作都冷。

黄蕙兰不是没有察觉。她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说“这位风流大使又像个夜行人一样溜出去会他的女相好”。

后来她给孔祥熙写信，要求把杨光泩调离巴黎。杨光泩原本可能出任驻捷克公使，最后被调去了菲律宾。

1938年，严幼韵跟着丈夫去了马尼拉。

1942年4月17日，马尼拉被日军占领后，杨光泩和另外七位中国外交官被杀害。

严幼韵没有垮。她把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接到一起，将近四十口人，组成一个临时的大家庭。

这位从小出门有车、在欧洲长大、连厨房都很少进的大小姐，开始学着种菜。大使馆的草坪被她改成了菜地，院子里养起了鸡和猪。

她带着大家做鞋，做酱油，做肥皂，变卖自己的珠宝换粮食。唯一没有卖掉的，是那架钢琴。

三年，她带着这群人在马尼拉一直撑到日军被打败。1945年前往美国，进入联合国礼宾司工作。

顾维钧当时在华盛顿。黄蕙兰在回忆录里抱怨，维钧每个星期去纽约度周末，从星期五待到下星期二，“与他那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女相好相会”。

黄蕙兰的婚姻，在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裂缝。她父亲黄仲涵1924年在新加坡突发心脏病去世。

黄蕙兰作为嫡长女，拿到的是一笔现金和一部分珠宝。黄家最大的家业建源财团的股份，由庶子们继承。

父亲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撑断了之后，她在顾维钧身边的位置也跟着晃了。

她和顾维钧分居将近二十年，一直不肯在顾维钧退休之前签字离婚。严幼韵在自传里写得很直白：黄蕙兰舍不得“大使夫人”的头衔。

1956年卸任驻美大使之后，离婚手续终于办了下来。

三年后，墨西哥的那场婚礼。那时候顾维钧已经在海牙当了两年法官。

婚后那几年，顾维钧还在海牙国际法院任职。在严幼韵走进他的生活之前，他在海牙住了两年旅馆。

严幼韵的女儿杨雪兰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位“顾先生”时的样子：非常瘦，也非常严肃。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仆人站在他身后服侍，随时递上一块餐布。

严幼韵照顾他的方式，细到凌晨三点。她知道顾维钧习惯晚睡晚起，晚餐到早餐之间有十几个小时不吃东西，怕他撑不住。每天凌晨三点起来，热好牛奶放在保温杯里，附一张纸条：“不要忘记喝牛奶”。

牌局也是她张罗的。顾维钧晚年最经常的消遣是打麻将，严幼韵操心最多的就是在家安排牌局。顾维钧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九必输。有人出于礼貌让他赢，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回输家手里。牌打完了站起来，还幽默地问一句：“我是赢了，还是输了？”

1967年从海牙退休后，夫妻俩定居纽约。顾维钧一周五天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项目的采访，最终完成了上万页的口述回忆录。

顾维钧活到97岁。他的大儿子顾德昌说过一句话：“如果不是她，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

严幼韵的女儿后来回忆，结婚之前的顾维钧没有“家”，也没有多少朋友。严幼韵对他说的那句话很简单：我给你一个家。

这句话的分量，放在一个七十多岁、住了半辈子旅馆和官邸的老人身上，比任何解释都重。

黄蕙兰的晚年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她独自住在纽约曼哈顿的小公寓里，辞掉了仆人，靠父亲留下的那笔钱的利息过日子。

年轻时从未做过的事，她从头学起：去邮局寄信，买菜，下厨，打扫房间。身边有狗陪着她。

1993年12月，她在公寓里去世，一百岁。她给自己的回忆录取名《没有不散的宴席》。

回到标题里的那个问题。顾维钧为什么选了严幼韵，没有选黄蕙兰。把几件事摊开来看，大概能看出三层。

一层是两个人之间缺的东西。黄蕙兰在自传里留下的是“不同桌吃饭”，是“夜行人”，是一把“安乐椅”的比喻。顾维钧最关心的是国家大事，她在婚姻里最缺的是那个人坐在对面。

二层是钱的底子。黄仲涵去世后，黄蕙兰的金钱支撑断了。分居近二十年，离婚手续一直拖到顾维钧卸任驻美大使才办完。这段婚姻的最后几年，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一个还挂着名分的空壳。

三层是时间。严幼韵走进他生活的时候，顾维钧已经不需要一场近千人的宴会了。他在海牙住旅馆，吃饭像赴宴，一个人过了两年。严幼韵经历过马尼拉那三年，种过菜，养过鸡，知道日子落到最实处是什么样子。她给他的是一个家，一杯凌晨三点的牛奶，一桌不算输赢的麻将。

顾维钧把第四段婚姻叫作“主爱”。这个“爱”里有多少是激情，有多少是晚年对陪伴的依赖，外人替他说不清。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黄蕙兰在日记和回忆录里留下的是隔阂、是“夜行人”、是不同桌吃饭；严幼韵留下的是“无论生活如何沉浮，他始终陪我一起”。

同一个人，在两段婚姻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那杯茶水从顾维钧头上浇下去的时候，三个人都在场。后来，顾维钧和严幼韵一起走完了剩下的路，黄蕙兰一个人留在了纽约的公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