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万在押犯，关押率121！刑罚专家：我国重刑化远超印日，需改革

一组数字，先在法学圈里砸出了声响。171万——这是2018年中国监狱的在押服刑人员总数，位列世界第二。121——这是我国每10万人口中被监禁关押的人数，也就是＂关押率＂。放眼邻国：印度35，日本38，印尼92。

再看少年犯占比：俄罗斯0.2%，印度0.1%，日本只有0.04%，而我们是0.8%，比日本高出整整二十倍。把这些数字摆上桌面，拍案发问的人，是清华大学谭兆讲席教授张明楷。

可就是这个被奉为＂刑法教科书之父＂的人，这些年却反复在说一句让体制内外都犯嘀咕的话：我们的刑罚，太重了。张明楷不是情绪化的人。他的论证习惯，是先把尺子立好，再量长短。

二战前，日本法官对86.23%的故意杀人犯判处五年以下自由刑；二战后到70年代，对40%以上的杀人犯判三年以下；就连80年代以后，仍有三成的杀人犯被判三年以下。

美国——这个被称作＂重刑国家＂的样本里，一份实证研究里的1648个被告人，最后被定罪的843人中，监禁刑占比不到5%，刑期75%不超过90天。罚金大多不超过500美元。

反观我国，法官量刑时习惯＂中间偏上＂。能判十年的，很少从三年起手；能判死缓的，总要先想想立即执行行不行。

张明楷在课堂上做过一个推演：假设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故意杀人罪，不法程度是100、责任是100，加起来200可以判死刑。那故意杀害3人，不法程度就是300——是不是该顶格判？

他摇头。这是一种＂想象更重法定刑＂的思维惯性——法官在量刑时，心里自觉不自觉地给自己架了一把比法律更重的尺子。

于是法定最高刑成了常态刑，中间刑成了底线刑，最低刑几乎没人敢用。这不是法官坏，是制度在推着人走。

张明楷把更锋利的刀，指向了考核指标。一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之后，在我国基本上不可能被宣告无罪。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一定有罪，而是因为＂无罪＂两个字背后，牵动着一整条利益链条。公安的破案率、检察院的起诉率、法院一审的改判率、二审的发回率……

每一个百分比，都挂着具体某个人的奖金、晋升、面子。一个案子如果一审判有罪，二审改成无罪，对二审法官是政绩，对一审法官就是污点。

于是检察官要阻止法院判无罪，一审法官要阻止二审改判，而公安呢，恨不得送到检察院的每一个案子都＂板上钉钉＂。公正需要距离。

张明楷借用意大利法学家的话说——在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第三者。可当第三者的工资、绩效、乌纱帽都和＂定罪越多越好＂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第三者就不再中立。

更要命的是罚没收入。罚没的钱表面上缴地方财政，实际上大部分返还给办案机关。办的案子越多、罚得越狠，单位的小金库越鼓。

张明楷十多年前就在吼：所有罚没收入直接上缴中央财政。不解决这一条，刑事司法谈不上公平。这话说得够狠。狠到什么程度？狠到他自己也知道，短期内推不动。

反对他的声音从未断过。最常见的质疑是：＂重刑不是维护社会治安的灵丹妙药吗？老百姓看到罪犯被重判，心里才安。＂张明楷掰着指头给你算：美国刑罚最重，犯罪率最高；日本刑罚最轻，犯罪率最低。

我国2000年之前，故意杀人罪发案率是上升的，2000年之后是下降的；可2000年之后对杀人罪的量刑，不是更重了，是更轻了。2016年，我国每10万人命案发案数只有0.7起；2023年，这个数字降到了0.46。

一句话——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既然如此，刑罚为什么还要那么狰狞？他举过一个让学生笑出声的例子。

2021年12月，在清华本科生的刑法总论课上，他说：＂在全民离不开手机的年代，可以把禁止使用手机作为一种刑罚。＂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脱口而出：＂那太难受了！＂全场哄笑。但笑完之后，是沉默。

张明楷讲这个段子，不是逗乐。他想说的是——刑罚的本质是痛苦，但什么构成＂痛苦＂，是随社会变迁而变的。

没有私家车的年代，禁止驾驶不是刑罚；私家车普及了，吊销驾照就是重罚。公民享有的权利越多，可以用来当作刑罚的手段就越多。

那么，在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度，为什么还要死守住＂关进监狱＂这一种粗暴的办法？张明楷开出的药方，大致四味。第一味，降徒刑。让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适用率，逐步压到2%左右乃至更低。

盗窃罪的＂数额巨大＂起点，建议从几万元提到30万至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提到300万至500万元。听起来惊世骇俗，但他的逻辑是——社会在变，钱在贬值，可司法解释里的数字还停留在二十年前。

第二味，提缓刑。德国、日本、美国的缓刑适用率都很高，中国却一直偏低。他说，青少年犯罪一旦投入高墙，正常教育、家庭温情、就业机会全断，出来就是＂再犯高风险人群＂。与其制造一批新的罪犯，不如用缓刑给他们一次机会。

第三味，扩罚金。罚金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交叉感染、不毁家庭、不断生计。缺点是对穷人太重、对富人太轻。

张明楷的办法很土，很实在——让富人分期缴纳、本人亲自到场缴纳、拉长缴纳期限。让他每一次掏钱的时候，都疼一次、悔一次。

第四味，提高不起诉率。他建议检察机关的相对不起诉率，逐步提高到50%左右。＂能不起诉就不起诉＂，哪怕有罪，也可以＂有罪不罚＂。这不是放纵，这是让刑法回归谦抑。四味药合起来，一个字——轻。

但有一点，很少有人能驳倒——数据不会骗人。171万在押犯，这是2018年的数字；关押率121，是21世纪头十八年从111一路爬上来的。

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命案率是下降的，社会治安是改善的。一边是犯罪在减少，一边是关押在增加——这中间的缺口，不是重刑挡住了犯罪，而是刑法把越来越多原本不该入刑的行为，装进了监狱。

张明楷讲过一个场景：某人参与集资诈骗，涉案500亿元，但他主动从国外投案、如实交代、积极退赃。法官还是判了无期。为什么？

因为法官心里的算盘是——＂诈骗1亿就该判无期，500亿就是5个无期，减掉1个还有4个＂。可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哪来的＂5个无期＂？这叫在法律之外，想象了一把更锋利的刀。

有些话，他已经说了十几年。有些事，正在悄悄发生变化。近年来，最高检反复强调＂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相对不起诉率从十年前的个位数一路攀升。2024年起，刑法修正案的讨论中也出现了对部分罪名法定刑结构的反思。

日本甚至在2025年6月正式废除＂懲役＂＂禁錮＂之分，统一改为＂拘禁刑＂，把＂惩罚＂转向＂更生＂——这是日本1907年刑法典制定以来头一回大改。一个国家的刑罚，到底是在＂关人＂，还是在＂救人＂？这个问题，张明楷问了半辈子。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制度的改变比学问的建立更慢，而学问的建立比一个人的一生更长。张明楷的意义，不在于他一个人就能撬动171万的数字，而在于他让这个数字被看见、被追问、被不安。

一个把刑法书写得像枕头那么厚的学者，骨子里却是在替最不被人同情的那一群人说话——嫌疑人、被告人、服刑者。他们不是没有错，但错的程度，不该由办案人员的奖金来决定；他们应该受罚，但受罚的尺度，不该由谁的乌纱帽来定调。

他们中间，有真正的恶徒，也有被制度惯性推进去的普通人。张明楷把这堵墙推开一条缝，让光照进去——哪怕只有一点点。这就够了。

因为一个国家刑罚的温度，就是这个国家对人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