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长珍 | 儒家伦理的实践智慧形态——以“学”为中心

摘要：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实践智慧学。儒家将“学”的根本方向安放于道德生活实践，建基于道德性情的生命践履之上，形成了以“好学力行”“仁智统一”“明体达用”为内核特质的大伦理知识观。围绕“学以成人”这一目标，儒家伦理学特别关注整全人生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塑造。在全球一体化与深度科技化的智能文明社会，重新审视儒家以“学”为核心标识的实践智慧形态，为推进多元文明互鉴、回应人机共生社会的新型伦理关系提供了新方向。

关键词：“学”； 儒家文明； 实践智慧； 厚概念

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厘清中国伦理学的元问题和元概念。从发生学的视角，引入厚概念的方法，有助于澄清中国伦理知识谱系的问题域和概念簇，反思其内在逻辑和关系矩阵。“学”是儒家伦理的标识性概念，具有创生性和开放性，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具有奠基性意义，引领着中华伦理文明演进的精神方向。儒家伦理学是一种以人格特质为基础的实践智慧学，以“好学力行”“明体达用”为理论标识。儒家将“学”的根本方向安放于道德生活实践，建基于道德性情的生命践履之上。围绕“学以成人”这一目标，儒家伦理学特别关注整全人生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塑造。这种以“学”为中心的伦理知识范型，为儒家哲学重新发现和诠释人类文明当代价值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的人文学知识，伦理知识不再是关于善的理念型知识，而是一种关于伦理行动的能力之知，一种最切近人类自身生活经验的实践智慧。儒家伦理学正是一种将“好学”作为人格特质的大伦理学，强调知人论世、通情达理，是“知与行”“事与情”的统一。从重构“中国伦理知识形态”这一问题意识出发，回到中国伦理学的思想源头，通过揭示学习型文明的文化土壤与生成机制的关键节点，可以证成一种实践智慧的中国伦理形态。

一、“学”作为儒家伦理学的开端

如果说哲学始于惊异，那么伦理学则始于困惑。作为解困之学的伦理学，既需要直面宇宙人生的种种困惑，也关涉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价值关切。“一种真正有意义的伦理学在分析问题时是现实主义的，但在表达希望时则是理想主义的。存在于现实中并关怀存在的未来性，这就是伦理学的意义所在。”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先哲们跳出对人格神的执信，开始反观自身所处的人世间，在理性思维和实践智慧之光的启迪照耀下，寻求对好生活的积极引导，逐步确立起原初的伦理思想样态。伦理传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积淀，是族类共同体赖以延续的道德枢机，是共生共荣的文化栖息地。中华民族的学习型传统根基，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精神标识。“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要旨，以“学”为中心的伦理知识范型和实践追求，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品格。

学是儒家伦理话语发生的始点。《论语·学而》开宗明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开篇即以诘问的语气一咏三叹，展现了通达宏阔的人生气象。“学以成君子”揭示了儒家道德生活的可能性和价值理想，点明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人应该从切己处入手，学而时习之，以此开启自我生命的意义之旅，不断向人生价值的高阶处进发。儒家伦理是一种历久弥新的道德生命体，参赞天地之化育，下学而上达，洋溢着强健的历史主动精神。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进路，以“学”为开端的儒家仁学实践进路，强调为人由己、修己以安人。“学”作为一种实践智慧，在儒家语境中体现为三重维度。“学”是立身之本，是人之异于禽兽的本质所在。“学”是修德之基，是人之成为人的通途。“学”是良善生活的导引，贯通整个人的智慧化生活之道。“学”点明了从“人之所是”到“人之所应是”的关键，践行着引人向善的价值理想。

学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王夫之在《论语训义》中指出：“人之所以为人，非徒质也，文也。学以尽文而善其质，斯人事尽而天理全也。”学是人所固有的自然存在力量，具有一种不断超越本然属性和给定状态的行为倾向性。“故自非圣人之大中至和能尽其性者，必资学以节宣其才，而人之所以为人，乃以别于物之知觉运动之各有其能。”“人之为道也，有自然之质，有可尽之能。”学是人性的觉醒，是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动力。通过“学而不已”的躬身践履，人在伦理生活中不断获得新的知识和德性能力。学而尽其能，凝道生德，全质备文。“君子学以致其道。”学是人之在世的展开方式，人生意义寄寓在日用伦常之中。“夫子只就其所得者，约略著此数语，而加之以咏叹，使学者一日用力于学，早已有逢原之妙，终身率循于学，而不能尽所得之深。”儒家伦理学作为人类古老文明轴心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意义正凝聚于此。“学者内以安其心，外以成其身，浑然具足而无所歉……可无求‘说’‘乐’于外物，而他有待以成其德。”学是进达君子人格境界的不二法门，是借助理智方式提升认知能力的生存智慧学。儒家之“学”的特质是具有系统性的伦理实践智慧。

“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实现人的文明化。“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学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特有的生活，仁智勇兼达的德性生活才是不忧不惑不惧的人生真谛。“下学而上达”，学不仅唤醒了人的内在良知，获得了直觉的即时性理解，而且通过对生活的普遍体验洞察天道与人道，不断实现在理智、情感、道德和精神上的转化和提升。学而时习之，植根于人之为人的普遍人性，打通了人的自然属性和自由本性，实现了从偶然所是的人到应然所是的人性。人只有扬弃了自身的自然性，实现了“第二自然”，从自然到自为，才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本质。德性的成长和人性的繁荣，是在人之为人的意义上向人的本质回归，从而实现人格跃升和共同体之善。

儒家伦理学关涉道德生活的场域和价值理想。作为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学是人的立身之本。“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此开卷一学字，自实有所指而言。……学者，道术之总名。”合于道，非学无以致。道在己身，立于道，权衡于变，即是立己达人成物之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共学、适道、立权是学的次第、目标和特点。“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乐学的生活中展开，通过“学”才能开辟由凡而圣的路径。学既具有回溯性和前瞻性的反思性，又具有沟通过去和未来的动态维度。学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是获得培养仁义礼智信诸美德的历程，是智力、情感、道德和精神上的全面转变，是成人的阶梯。

道不远人，学以明道。学是人伦教化的进途。人通过经验反思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并不断超越本能的局限。“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一切美德的根据，是学以成君子的源泉和动力。至诚如神，不诚无物，诚是生命源头和宇宙现实的创造性来源，给予我们生存的智慧与力量。“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将经验的学习和自我反思融入宇宙大化流行之中。“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习主要不是为了获取理论知识，而是涵养一种开放的态度和反思的能力。美德的统一性在于以博学和审问为前提，获得慎思和明辨的智慧，从而真正实现知行合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只有植根于人伦，才不会失去人性的根基。学思并进，才是践履君子之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不同于理论学问，伦理学是一种关涉经验、操作和技艺的实践之学。“学之为言效也……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伦理学源于对生活经验的直观理解，通过学促进人性的觉醒和德性的提升。觉是良知的开发，是以行动为导向的慎思，作为一种向善的人性力量，总是指向积极的价值取向。良知不是一种概念性知识，而是感知和思考的性情能力。致良知是通过经验反思而明道，是对良知的激活和遵循，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过程中，习得适切的致思方式和行为方式。修身为本，温故知新，仁学是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成己成人的安身立命之学。

二、好学是修德之基

好学是儒家美德论的基石。学的根本方向在于道德实践而非理论思辨，是建基于道德性情的生命实践之学。所谓修己安人、成德之教，其关注点不在一般的知识学问，而是要通过“学”，过一种充实而繁荣的生活，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仁者，即“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学是一个明道践行的过程，是激发向善性情和潜能的动力，是获得知识与德性养成的通途。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德性是一种品质或倾向，拥有这种品质或倾向的人，更易于作出有益于自身与他人的福祉与繁盛的行为。好学正是一种促进德性成长的自觉行为。“好学”是孔子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基础概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加好学逊敏焉，则有钧无上，可以为君子者矣。”可见，“好学”是先秦儒家嘉许的君子人格美誉，我们可借此来透视“好学”在儒家美德论中的奠基性作用。

孔子以“好学”作为君子品格评判的重要标准。“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先秦儒家最为推重的美德，这些德性的养成都离不开好学的实践。好学不仅是一种德性状态，还是一种能力倾向，是实现其他德性的基础。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这些“蔽”正是修身立德特别需要防范之处，唯好学可以匡正救偏，守其德而防其失，方能破除德性之蔽。克服德性之蔽，需要学而时习之的实践智慧。《周礼》特别强调：“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履，德之基也”，将履德作为“九德”之首。正心诚意，端本澄源，强志力行，明善去恶，躬身践履，乃成至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在孔子看来，德性是统一的，具体德性的培养都需要以“好学”为前提。离开“好学”，便没有美德的正确习得与养成，反而容易导向愚、荡、贼、绞、乱、狂等恶德。仁、知、信、直、勇、刚都是符合中道的德性。“好学”是成就儒家“仁、知、勇”三达德的基础。博学慎思明辨力行，彰显了儒家实践智慧的特征，即追寻知识、道德与好生活的统一。

首先，好学是修身之本，知礼是行为纲领，好学和知礼是儒家伦理的两个基础德性。“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可见，“学”重在学礼，礼为人类生活构筑了一个规范性框架，知礼是克服德性之蔽的关键。其次，学在日用常行中，对自我言行的持续反思和自我矫正，是儒家倡导的生命展开方式，由此不断走向明智的中道。“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好学”可以使仁、智、勇等具体德性具有一种开放性和反思性的自觉状态。儒家对美德的追寻，并不是要达到理智与伦理德性的某种调和性中庸，而是一个不断向中道精进的向善过程，这能够帮助我们接近成为有道者或全德者。“好学”之德不同于古希腊智者对知识理性的好奇，也不同于曲学之士对“势荣”的追逐，真正的为己之学所追求的恰恰是一种“有所止”的知。所谓“知不务多，务审其所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学为进路的儒家知识观所追求的并不是对宇宙人生无所不包的全知，而是一种止于至善的大知，是“学以成人”与“学以致智”的统一。“好德如好色”，体现了自然取向与伦理旨趣的统一。好学之“好”，已成为一种愉悦习性，学之习性的养成就是生存过程本身，习性是一种生存方式。好学的颜回安贫乐道，乐而忘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彰显了好学带来的生命充实和意义丰盈，这是仁者所具有的精神气度与风范。“学”之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精神生存方式。这种基于生命实践的道德之学，倡导以仁摄知，以生命之学融贯知识与价值。

儒家的“好学”鲜明体现了“学”作为一种伦理造诣的独特意义。学是儒家文明的伦理纲领，既有绵延统一的思想内涵，又具有与日常生活持续对话的活力，形塑着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秩序。儒家以“学”统摄经验世界的繁复，在纷繁多样的生活情境中持存着思想传统的动态结构性特征。在技术加速主义的现代风险社会，我们需要不断开掘实践智慧的古典源泉，让“好学”之德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扎根，释放概念潜能，焕发思想活力。

三、学是良善生活的导引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认为，希腊哲学是爱智慧的生活实践，其通过精神修炼来塑造培养人的生活方式。古希腊的伦理学实际上是生活的艺术。包尔生对伦理学的实践属性做了更明晰的界定：“伦理学属于实践的科学，它的职能就是展示人生必须以何种方式度过，以实现它的目标或目的。因此，它处在实践科学之首，在某种意义上囊括了它们，因为所有的技艺根本上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人生的完善。”以此为参照，儒家伦理学正是将人生完善和族群繁荣作为根本遵循的实践哲学，儒家之“学”是一种自得之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通过修身之学不断突破自身知识与道德的有限性，在认识世界秩序和人的生命本质的基础上，形成对自身和他人及其相互关系的精神性理解和实践态度。“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君子所学是得道之学，伦理之知的获取带来了心安体泰、左右逢源的乐观涵养。如果说仁是德性自我的圆满实现，那么诚则是关系性自我的最高表达。诚是统领儒家实践哲学的目标指引。“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只有性与天道贯通于“诚”而实现下学上达，才可能获得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达至合乎人性的自由境界。

透过“学”的引领，我们可以体悟儒家实践智慧的真谛，领会儒家关于知识形态的生动表达，同时还能寻得一种和乐自然的生活方式。“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教学相长、仁智统一，是圣贤人格的理想。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相比，儒家总体上并不把理性活动置于实践智慧之上，而是强调学以致知、学以成人的智慧，将其寄寓于仁智之德的生成长养之中。学而时习之，是孔子在强调践履功夫的重要性。习以成性，表明德性是习得的智慧。君子人格的养成是习惯培养和道理学习二者并重的结果。在儒家重学的人文传统中，德性在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中生成递嬗，在人伦日用、礼俗法度之间，形塑了世人的行为指南，承载了儒家人生价值之道。儒家的仁智合一之学不同于知识主义的理智倾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儒家用知识和智慧之光去彰明德性，不断迈向宏阔通达的人格境界。儒家崇尚的美好生活范式是仁智双修，兼具仁性的道德力量和知性的理智品格。好学是可欲的良善生活。学，是引人向善、导人以乐。《论语》以悦、乐、君子为精神感召，使人勉力向学、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好生活是顺乎人性的明智的高尚生活，不需要像苦行僧那样遵守禁戒。儒家的智慧不局限于智力活动，是通过学习和实践能够获得多层次需求的满足，从而达到内在精神和自我实现的快乐。儒家之“学”重在培养人的内在善性，化天性为德性，不断激发灵感和提供精神指引。“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学是自洽的成长，使学习者在智力、情感、道德和精神上进行转化。一个人充分发挥了人格的潜力，就会蓬勃发展，从而成己成人成世。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反思的接受性，超越了纯粹概念和规律的研习，不仅可以孕育人性的良善，还通过对同情、公平、仁义等美德的培养，引导人类的繁荣。

儒家之“学”，以力行为标矢，指向的是实践的人文知识。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在知和行的极端之间显然还有作为实践哲学对象的实践（Praxis）。实践的真正基础构成人的中心地位和本质特征，亦即人并非受本能驱使，而是有理性地过自己的生活。”正是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理性和实践的观点并不具备科学所具备的可学性，它只有在实践中，亦即在伦理学的内在联系中才获得其可能性。可见，实践哲学的理论范式，指向对价值观和伦理规范的行动确认，是基于现实世界的开放性知识，是创造力和规范性的统一。从《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到《荀子》开篇“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君子博学慎思，三省其身，方可进达学思双修、诚明两进的知行合一之境。“盖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儒家强调在“学”与“困”中求知问道，唯有学，方能知当知之理，行当行之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知明而行无过。修身力行、化民成俗蕴含着对世界人生的深切关心和希望。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学的内在根据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赋予的。教化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力量，意味着学习主体的改变，通过对象或环境熏陶，使人不断向美德之人看齐，习惯成自然。“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看到了人性的两面性，一方面认为人具有学以成德的向善之质，另一方面荀子以情欲为性，正视人性之恶，认为可以通过师法之化，不断激发向善的道德欲望和动机，实现对自然本性的超克和重塑。“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认为，遵循礼的规范性系统，可以不断发展为一个整全的自我，个体可以从礼欲的辩证互动关系中逐渐获得主体性的自觉。通过“化性起伪”的修身实践不断提升对人性和生活的自我理解，合乎礼义的生活才是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向。

四、学是人类繁荣的驱动力

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研究如何激活实践智慧的理论潜能成为一个新兴学术生长点。实践智慧传统源远流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智慧主要包括理论智慧、实践智慧和制作智慧三种形态。实践智慧是指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主要关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理论智慧居于最高的思辨领域，由此开启了西方哲学理论沉思的传统，孕育了西方近代科学精神。伽达默尔说，“科学概念是希腊精神真正具有转折性的发现，由此而诞生了我们称为的西方文化，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和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根据西方近代的科学概念和思维方法，道德、政治、习俗和价值观等人类事务，都无法要求不变性和真正的可认知性。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为精神科学的自我理解提供了唯一有承载力的模式。捍卫人文科学的自主的有效范围成为哲学的任务之一，我们不能从一般的科学概念出发去思考这种人文知识的形式，而要从人的现实性来建立自己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实践提升到独立自主的知识领域。“实践”意味着所有实际事务之整体，一切人的行为以及人在此世界中的一切自我设置。实践哲学是关于人及其历史性知识的思想，具有典范性的道路发展。明智的人善于考虑总体的善。“明智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明智不同于技艺，是因为实践与制作在始因上不同。”“明智是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亚里士多德关于理论智慧、制作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区分，提醒我们注意两种知识类型，即科学的自然知识和实践的人文知识这两种类型的知识之间存在着根本分野。自然科学研讨的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主体和客体是相对立的，不是人所能改变的。

儒家哲学本质上是以成人立世为目标的实践智慧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好学慎思、知行合一、明体达用为鹄的，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伦理智慧和思维特色。儒家文化的思想主旨，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道德价值的整体性普遍性反思，是一种以善本身为目的，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性与人的行为处境相结合的经权智慧，是关于人之为人如何真正成人的哲学文化。“以实践哲学范式来看待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其哲学特质方得以彰显，其意义和价值将会在这一定位中打开关键性的理解和诠释空间。”发掘儒家重“学”的传统，是对伦理知识合法性问题的中国哲学回应。中国伦理学有丰厚的伦理知识资源，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直观阐发人类生活之道。围绕“成人”这一目的，儒家伦理学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工夫论传统，而且特别关注整全人生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塑造（knowing well-becoming）。“知行合一近乎诚”的致思路向、认识自己至学以成人，是儒家实践伦理学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伦理学是追问好生活及其获得方式的智慧之学。“伦理学就不仅仅是思想问题。甚至我们的知或不知都必须负责任。知也属于‘伦理’（Ethos）。”如何确定合理性的理想目标和实现方式，习得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和合理性能力，是一种生存智慧学。幸福来自人性的实现，是美德与智慧的融合。“学-习”不再是一个单纯知识概念的维度，更重要的是其揭示了儒家关于“何为好生活”的实践进路。从本然之我走向应然之我，学是理想人格进阶的通途。杜维明指出，21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学（learning）。“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扩展一种作为和平的世界秩序之前提条件的全球范围的文明对话。已被感知的文明冲突使得这种对话迫在眉睫。因此，实际的挑战是不仅有意愿和勇气去理解根植不同轴心时代文明的‘极端他者性’，而且有智慧去把教导型文明转化为学习型文明，以此作为把我们的自我知识从地域性关怀上升到全球性的一个途径。”学习型文明的成长，需要以反思西方实践智慧传统为镜鉴，可以更好地探究儒家实践智慧的特征，找到文明互鉴融合发展的接榫契机，回归伦理学的实践智慧之道。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风险和伦理挑战，人类社会需要探索应对智能科技的新文明方向。智能向善，伦理先行。人和机器人的本质差异在于智能与智慧的分野，儒家学习型文明的“和实生物”智慧，更加凸显出其创生性和世代性价值。好生活应合内外之道，是知识、道德与生命的统一。要使知识服务于人类，知识就必须合乎道德的方向。“真正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使人类认识到自身有限性的经验。在经验中，人类的筹划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认识找到了它们的界限”，人类需要对生活的变迁和世事变化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好学的伦理经验超越了任何技术化的逻辑形式，是植根于生活的实践智慧。重新发现儒家重学的实践智慧传统，有助于揭示人类情感与实践理性的被遮蔽状态，克服技术文明对人的异化，维护人类团结、友爱和自由。我们需要为一种更壮丽的伦理学奠定新的基础，走出古今中西之争，重新阐释中华伦理文明优秀传统的思想支点，面向最紧迫的时代问题，确定驶向未来文明的锚点。一切都是未济，生生而日新。

原载：《伦理学研究》2026年第4期

作者：付长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