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老家有一个乡亲去世了，照例请了一帮吹打班子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对于这种“民俗”，我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搞不懂为何要这样做。我在《出殡》一诗里写道：“生前可无名，死后须风光……还有几戏子，卖唱已哑嗓。”，最后一句是：“我今看出殡，脊背生刺芒”。刺芒在背，不是嫌热闹不够，而是替那躺在棺木里的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凉。一个一生沉默的人，最后的告别被一群不相干的嗓子和舞步填满，哭的人没几个，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这种安排破坏悲伤氛围，简直岂有此“礼”。
按道理来说，丧礼是给悲伤留的地方，不是给娱乐搭的台子。丧事唱歌跳舞，首先是一种情感上的错位。灵堂之所以为灵堂，是因为它划出了一块与日常不同的空间，让生者可以暂时从喧嚣中退出来，面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消失。哀乐低回、白花静默，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让悲伤有一个可以安放的形式。儒家讲丧礼，核心在于让内心的哀痛得到恰当的释放，而不是被堵塞、被覆盖。当一个演出班子在灵前唱起劲歌、跳起热舞，音响盖过了哭声，笑声冲淡了哀思，丧礼最基本的心理功能就被拆掉了。有的丧礼上，女演员甚至穿着鲜艳服装、伴随动感音乐表演，这是悲伤呢还是“庆祝”？
我认为古代不会有这种“文化传统”的，当代这种幸丧俗，个人认为是一种“糟粕”，是面子竞争的异化。在一些地方，丧事排场的大小、请来的班子够不够“新奇”，被扭曲成了衡量子女孝心、家族实力的标尺，似乎只有把灵堂搞得比别家热闹，才算“脸上有光”。于是本应内敛、悲哀的悼念，变成了一场场对外的“表演”。一些演艺团体瞄准了其中的商机，主动推销与丧葬氛围格格不入的节目，推着主家往更夸张的方向走。当悲伤需要靠“热闹”来证明，真情实感早已经在喧嚣中消散殆尽了。 一场丧事办下来，钱花了不少，人累得够呛，最后被记住的却是不着调的歌，四不象的舞，而不是逝者本人。
有人用“喜丧”来辩解，老人高寿离世，热闹一点无妨，我同样不认同这种观点。“喜丧”本身也有它的边界，传统中所谓喜丧，针对的是年事已高、寿终正寝者，其“喜”在于对生命完整走完的接受，而不等于把灵堂变成综艺现场。“不那么悲伤”和“热舞助兴”之间，隔着一条很清楚的线：前者是对情感的节制，后者是对情感本身的替换。 一旦过了这条线，“喜丧”就成了低俗表演的挡箭牌，而挡箭牌后面站着的，早已不是对逝者的送别，而是对围观者的取悦。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热闹”到底做给谁看。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设想过自己的丧礼：我躺在那里，看哪些眼泪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假的里面“眼睛是干的，心里甚至盘算着待会儿宴席上哪道菜还没上”。这个设想刻薄，但诚实。丧事上的唱歌跳舞，服务的从来不是逝者，而是“场面”，是“别人都在看”的压力，是一套已经偏离了丧礼本意的社交逻辑。真正让逝者体面离开的，不应该是灵前有多热闹，而是生者心里有没有那一份舍不得。
从另一个角度看：生前一碗热汤，胜过坟前万响鞭炮；厚养薄葬，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把请班子的钱和精力省下来，用在老人生前多回去看几趟、多打几个电话上，比什么歌舞都实在。表达对逝者的悲痛，即便请吹打班子，我看还是用哭丧的哀乐比较好，不管是唢呐等乐器演奏，还是人来表演，表达的是“不舍”之情。丧礼的空间应当以哀敬为本，而不能以娱乐为纲。移风易俗，应把严禁在白事中组织低俗歌舞表演列为红线，这不是对“民俗”的粗暴干涉，而是对丧礼基本伦理的守底。要改变那种丧事当秀场、把孝心当表演的扭曲逻辑，让灵堂重新安静下来，让哭声不被音响盖过，让告别回到告别本身，这不是复古，只是把一件本来就不该被搞乱的事情，重新摆正。人死了，让他安安静静地走，才是最好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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