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初九夜，南京两江总督衙门内，曾国藩刚刚入睡，徐州急报便送到了案前：粮台经办袁榆生吞食鸦片自尽。一个未入正式官籍的办事人员，何以惊动两江总督？因为此人不是寻常下属，而是曾国藩的大女婿。
曾国藩立即下令抢救。消息传开后，外界最难理解的并不是袁榆生为何自尽，而是另一个问题：曾国藩明明已经看出这个年轻人不成器，为何还要让女儿嫁给他？
事情要从一桩早年订下的婚事说起。曾纪静年幼时，曾国藩便替她定下了袁榆生。袁家主人袁芳瑛是湖南同乡，也是曾国藩在京任职时相识的朋友。袁芳瑛以藏书、书法著称，在士林中颇有声望，与曾国藩往来密切。
那时袁榆生年纪尚小，曾国藩看到的，是一个出身清贵、父亲有学问的孩子。按照当时士大夫择婿的习惯，家世、父辈声望和交游关系，往往比年轻人的实际性情更受重视。曾国藩大概相信，家学能够约束一个人的道路。
这一次，他看错了。
曾国藩管教子女极严，女儿每日做什么，都有细致安排。饭后料理食物，午间纺织绩麻，饭后做针线，傍晚缝制衣鞋。家中子弟必须各有功课，男子读书作文，女子料理家务。在他的观念里，女儿嫁入夫家后，能守住门风、操持家事，便算尽到了本分。
可他对女婿的判断，却更多建立在父辈关系和门第印象上。袁芳瑛在世时，袁榆生尚有几分约束；父亲去世后，他很快显露出另一面。据相关记载，此人嗜酒好赌，交游不慎，家中的藏书和产业也被逐渐耗尽。
更棘手的是，袁榆生在正式迎娶曾纪静之前，已经私下纳妾。对于讲究礼法和体面的曾家而言，这无疑是极难堪的事情。曾国藩不是没有察觉，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婚事牵涉故友遗属、两家名声以及自己的判断，已经很难轻易收回。
“若此时悔婚，旁人会怎样议论？”
这句话未必真是曾国藩亲口说过，却能说明他的困境。一个重名节、重承诺的传统士大夫，往往宁愿自己承担后果，也不愿公开承认当初看走了眼。何况袁芳瑛已经去世，若曾家此时退婚，很容易被说成嫌贫爱富、薄情寡义。
于是，曾纪静还是嫁进了袁家。
曾国藩并非完全放弃。他曾嘱咐家人，即便袁榆生行为放纵，也要在表面上保全他的体面，不能处处刺激，更不能让他觉得自己被岳家轻视。曾国藩希望用尊重稳住女婿，再借事务磨炼其性情。
读书不成，便做事。曾国藩把袁榆生安排到徐州粮台，负责湘军粮饷事务。这项差事看似琐碎，实则关系军队供给，需要谨慎、守规矩，也最能检验一个人的办事能力。
然而，袁榆生到任后并没有收敛。他倚仗岳父权势，对同僚颐指气使，处置事务也任性而为，很快便与周围人发生冲突。更严重的是，酗酒、赌博等旧习再次出现，徐州方面的种种消息陆续传到曾国藩耳中。
这回，曾国藩不能只顾女婿的脸面了。粮台牵涉军饷，若任由亲属借势胡作非为，不仅败坏家风，也会损害军政秩序。于是他下令惩处袁榆生身边的家丁和随从，有人被杖责，有人被交地方衙门管束。袁榆生本人虽未被重罚，却已经感受到岳父的严厉。
他没有把这看成一次警告，反而视作羞辱。
几天后，袁榆生吞食鸦片自尽。曾国藩连夜下令抢救，最终保住了他的性命。袁榆生随后到总督衙门认错，表示愿意改过。曾纪静也从中劝解，事情暂时平息。
但人的习性不是一场认错便能改变的。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袁榆生在徐州粮台又因挪用公款事发，数额据记载约为六百两。银数或许不算巨大，性质却完全不同。曾国藩终于不再替他遮掩，宣布与这个女婿断绝关系。
这场婚姻里，曾国藩既是父亲，也是一个被名声、旧交和礼法捆住手脚的士大夫。他曾试图教导、安排、庇护，也曾在原则面前动用惩戒。遗憾的是，婚姻不是家长替子女选择一个家世，也不是凭岳父权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本性。
曾纪静夹在其中，既无法摆脱夫家，也难以真正回到娘家。袁榆生把怨恨转向妻子，夫妻关系日益冷漠。史料记载，曾纪静后来长期抑郁，二十九岁便离开人世，且没有留下子嗣。
曾国藩一生以识人、用人著称，却在女儿婚事上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慧眼能辨将才，未必能看清亲情中的偏见；能够整顿军政，也未必能够替女儿挡住一段错误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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